总结晋商研究50余年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晋商学》研究体系，引深晋商研究，是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教授的建议。本文试图结合晋商研究的历程，对晋商研究及《晋商学》的建立提出一个初步的设想。
一、《晋商学》的提出与构建
山西财经学院对晋商与票号的研究是从1960年开始的。43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研究这一宏大项目的学者们越研究越感到任务的艰巨，甚至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它不仅仅是个商业与金融问题，也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而是涉及社会、文化、伦理、管理、建筑、艺术、戏剧、民俗等很多领域和方面的综合学科。
晋商研究中心主任孔祥毅教授多次与同行交换意见时指出，晋商研究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晋商研究应该成为一个学科，这一提议得到了广泛的赞成与支持。
1997年10月，原山西财经学院晋商研究中心筹办了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及学术讨论会，在成立大会上，时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学会副会长的孔祥毅教授以《挖掘历史资料，引深晋商学研究》①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正式向学界公开倡议建立《晋商学》，以此推动晋商的研究工作。这一长期酝酿的设想，得到了与会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方行等老前辈和当时的中国商业时学会会长胡平、副会长王相钦、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研究员等专家的一致赞同。
近年来，晋商研究硕果累累，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家认为建立一个完整体系的《晋商学》的机会和条件已经成熟。今年5月，孔祥毅教授组织山西财经大学的部分学者，经过多次讨论，已经开始了《晋商学》初稿的编撰工作。一部能够指导和深化晋商研究的理论学术专著——《晋商学》不久将会与广大读者见面。
今年7月，山西票号国际学术会议在太原召开，国内外的晋商学者齐聚一堂，畅所欲言，交流了近年的研究成果，构建《晋商学》的实践和成果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支持和肯定。
二、晋商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①
关于晋商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山西学者的一个情结，正如孔祥毅教授指出的：“山西学者如果不了解和不研究晋商，他只能是半个学者！”所以，晋商的研究长期以来倍受山西学者的关注和青睐。
纵览晋商研究的历程，国内外有关晋商的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的创新业绩已经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晋商文化遗产的整理，开始出版相关著述。
建国以后，对晋商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还是部分爱好者的“经院式”研究为主，1986年孔祥毅教授《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②的发表，推动了晋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该文形成了晋商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后来被许多晋商研究者所引用。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山西财经学院金融系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部分学者历时30年编撰的《山西票号史料》于199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晋商研究有了第一本史料性的专业工具书。另外山西著名学者张正明、葛贤惠等专家编撰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及其相关成果的出版刊行，标志着晋商研究重新开始起步，晋商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孔祥毅教授和张正明研究员共同撰写的《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一文在《山西日报》公开发表，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茂林先生批示号召省内处级以上干部都要认真学习研究，从而在学术界掀起了群众性的晋商研究高潮。另外两部具有影响的专著是原山西财经学院著名学者黄鉴晖先生的《山西票号史》③,山西师范大学史若民先生的《票商兴衰史》④，至此晋商研究结束了“经院”研究阶段，走向了整个山西理论界。晋商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第三阶段：1993年理论界和金融界推动下成立的晋商文化研究会和1995年原山西财经学院晋商与金融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晋商研究步入了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阶段。
这一阶段，晋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是：孔祥毅教授的《金融贸易史论》①和《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②、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的《明清商业史研究》③、张正明研究员的《晋商兴衰史》④和《晋商与经营文化》⑤、王尚义等的《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⑥、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⑦、穆雯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⑧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一阶段出现了晋商研究的重大转折，即理论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晋商博物馆、票号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的在晋中一代的相继成立，旅游产业蔚然兴起。在晋中地委的竭力推动下，晋商研究走出了书斋，走向了社会，晋商文化成为了晋中地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和巨大舞台，经过近10年的发展，晋中已经形成了以晋商大院为主体的晋商文化旅游产业，晋中经济由此获得了巨大发展。
三、《晋商学》的发展与深化
（一）对晋商研究的几点看法
《晋商学》提出已经历时7年之久，学者们在晋商研究领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成果累累，心得不断。但是，晋商研究同样存在着重大的弱点和不足。
第一，尽管晋商研究走出了“经院”，晋商研究机构已经成立，但是学者各自为政，缺乏晋商研究团队的局面，基本没有得到改观。
第二，晋商研究力量薄弱，人才梯队建设后继乏人。目前支撑着晋商研究领域的主要还是一批老学者，孔祥毅教授、黄鉴晖教授、张正明研究员、华而实研究员等为代表的一批老学者竭尽全力，推动晋商研究，虽然成就斐然，但是晋商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实在应该引起山西省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三，晋商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研究成果的出版、向生产力的转化十分困难。近年来许多成果的出版基本上是由作者自筹经费完成的，这种依赖晋商研究专家的激情，推动晋商研究深入和发展的局面应该尽快改观。
第四，晋商研究仍然停留在表层，对晋商的综合性的深入研究、开发远远不够。尤其是对晋商文化、经营理念的研究、继承和发扬，尤其是晋商精神的挖掘与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二）关于《晋商学》的深化和发展的几点建议
基于对晋商研究的以上看法，这里只是把自己参与《晋商学》构建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总结一下，与热心和关注《晋商学》的读者共同思考，《晋商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广大热心学者的智慧和才能。
第一，《晋商学》学科定位的综合性。
《晋商学》首先是经济史学，但是又不完全是经济史学。它是山西省乃至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等方面的一个综合反映。所以，综合性，是晋商的重要特征。综合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的研究优势，尤其是逐步深化这些学科的交叉研究，才可能逐步深化《晋商学》，才可能进一步推动晋商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二，《晋商学》研究领域的广泛性。
《晋商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是源于晋商现象的复杂性。在几百年的晋商发展历史长河中，晋商这个群体，不仅在其活动疆域的广阔性方面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在许多领域所创造的惊人成就尤其显著。除了晋商贸易、山西票号、企业经营、晋商行会等领域的卓然成就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而且晋商几百年留下的遗产，如建筑、教育、文化、哲学、戏剧、族谱、民俗等等领域同样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所以，《晋商学》所具有的广泛性的研究领域，他将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重要学科。
第三，《晋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正因为《晋商学》的综合性和广泛性的基本特征，所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前提下，综合利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推动对晋商的研究是必然之路，所以，许许多多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路径，都可能成为晋商研究的重要手段。《晋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十分有利于科研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参与晋商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更希望广大科研工作者参与到晋商研究领域中来，共同推动晋商研究，共同繁荣晋商研究。
第四，《晋商学》研究态度的严肃性。
《晋商学》或者晋商研究作为具有史学特点的一个新兴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同样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他特别需要具有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理论工作者们来树立良好的学风和科研作风。尤其需要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我们的前辈学者们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尊重历史、亲自挖掘历史第一手资料、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晋商学》创新和发展，需要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同时，我们更需要共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辛勤劳动。但是，最近几年在晋商研究领域同样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例如：剽窃别人成果、抄袭别人作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不仅阻碍了晋商研究的健康发展，而且败坏了晋商学者的学风。我们在这里呼吁，为了晋商研究的健康发展，为了《晋商学》能够成为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晋商学者应该共同创造一个晋商研究的良好氛围。
四、晋商研究的两个领域
史学研究，一方面重在对历史真实事件的考证，藉以获得对历史事件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一方面重在考证基础上的总结——对历史事件的演变中结识的规律性的东西尤其是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和吸取。
（一）晋商的考证
晋商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事件，存在了100多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考证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处处可见“不可考”的史学之谜，例如山西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的生卒至今没有可依之据，山西票号到底产生于什么时间也是众说不一，更不用说票号产生前的典当业、银铺、钱铺、印局、账局等，晋商所涉及的广泛领域，许许多多的相关史料考证，都需要晋商史学界学者的辛勤努力。而晋商遗迹和史料的破坏又十分严重。2000年5月本人曾跟随孔祥毅教授专程考察“走西口”与“走东口”的那个晋商聚散之地——历史上有名的“黄花岭村”，经过整整一天的车马劳动，找到的却是一片断壁残墙的荒野之地。据途经“杀虎口”的朋友介绍，那个“西口”遗迹已经基本不复存在，记载着晋商辉煌的“杀虎口”遗址、碑文等重要史料已被毁坏贻尽。以及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商号、票号遗址和史料有多少可考、可寻，都值得关注。孔祥毅教授等专家常常因无法找到史料证明自己的推断而遗憾不已。
晋商史料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种，官方档案，在明清史档案中伴随政府社会经济活动形成的文献和史志中大量记载了晋商事件；第二种，晋商私家档案资料，此一类是晋商研究的主要资料，例如行规、制度、账册、票据、重要事件记录和祭祀活动碑额、牌匾等等；第三种，晋商遗迹，例如晋商铺店遗址、经营活动遗址，以及与晋商活动相关的各种碑帖文字等。第四种，民间传说，在晋商活动的广大地区，广泛流传着与晋商人物、事件有关的各种传说与故事，此类虽然不能作为研究晋商的基本史料，但是作为佐证，是十分有用的。
多少年来，人们对晋商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商业现象来对待的，对晋商史料的保护、收集整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史料毁损十分严重。收集整理工作十分落后，解放前，人们对晋商的研究可以依据的也就是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1]、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2]、等几本经过整理的史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和晋商遗迹的开发，山西各级政府才开始重视对晋商的研究和史料整理收集工作。2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以平遥为代表的晋商大院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对外开放，有力推动了晋商研究和晋商史料的整理。山西省政府相继在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建立了晋商博物馆、票号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等收藏晋商史料和研究晋商的机构。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史料的考证需要相当的经费保障，几十年来，除了晋商的发祥地政府的少量投入外，多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都是依赖部分学者自己的喜好和微薄投入完成的。尤其是晋商史料由于晋商消亡将近百年，许多遗迹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相当部分史料属于私家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十分困难。所以，晋商研究需要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级相关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抢救晋商史料，努力把晋商这个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保留下来。
尤其是山西省内与晋商关联的各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对晋商遗迹、史料的收集整理、保护工作。
晋商的考证性研究山西财经大学的黄鉴晖教授为代表，他的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完善了晋商研究的史料，其《山西票号史》（修订本）[3]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性、系统研究山西票号的学术专著，其《山西票号史料续编》极大地丰富了《山西票号史料》（修订本）[4]，以及张正明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5]，这些成果在收集整理晋商史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晋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资料。
（二）晋商的经验总结与借鉴
史料考证是为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服务的。历史是面镜子，通过历史事件的探究和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想。许多史学家在这方面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这种总结性的史学研究是晋商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晋商的意义所在。
回顾晋商百年的历史和晋商所创造的辉煌，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总结和学习。在这方面，国内的学者以孔祥以教授为代表，他对晋商的研究始终坚持了“古为今用”的基本原则。其代表作《金融贸易史论》、《山西票号研究》、《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山西商人在中国商业革命中的贡献》（中国经济思想是第十届年会上的发言）、《历史上山西金融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另外，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晋商与经营文化》，葛贤惠的《商路漫漫五百年》[6]，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7]，都是系统探讨晋商经验和教训的重要成果。
五、晋商研究领域举要
研究晋商重要的在于总结晋商之经验与教训，警示和裨益于后人。而晋商所涉及的领域是十分广泛而丰富的，我们这里只是举其重要方面而已。
（一）晋商产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以中国历代都城的确定为例来看，不论是在西安、洛阳、开封，还是在北京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山西都从未远离过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山西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厚，也更为正统而悠久。从晋商家族重视儒家思想和子女教育的史料来看，晋商的兴衰成败与中国传统的内陆文化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性，这是晋商研究需要认真探索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晋商的经营之道
晋商的经验之道是近20年来晋商研究的重要方面，成果颇丰，许多方面被当代商人所借鉴，但是对晋商经验之精髓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了个头，许多好的东西需要认真总结，例如：晋商的经营管理策略和技巧、晋商的行会制度和组织制度、晋商的财务会计与核算制度、晋商的经营哲学等等。
（三）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创造，是晋商经营活动的重要内容。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历来被晋商学者所重视，不仅仅因为山西票号是中国近代金融的先驱，重要的在于山西票号在其经营过程中所创造的经营理念、经营思想、金融创新等重要方面对现代金融的借鉴意义。
（四）晋商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商帮的重要力量，在数百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全国相当大的范围内，沟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发展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关系，扩大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票号是山西商人的创造性发明。山西票号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为上坪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8]所以，对晋商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总结是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五）晋商的文化遗产
晋商几百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主要的方面如晋商会馆、豪宅大院、经营店铺等。这些建筑遗址不仅是历史见证，而且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国内一位专攻历史和经济学的著名学者参观占地几万平方米的山西榆次的“常家庄园”后留下了如此的感叹：“孤陋寡闻！孤陋寡闻！山西商人曾经如此辉煌过，不可思议！”被称为“晋商大院”的豪宅在山西省晋中一带随处可见。这些“大院”是晋商兴衰历史真正的见证。
（六）晋商衰败的原因
晋商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其失败的原因，尤其是对晋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第一次对外开放过程中走向失败过程中与外来资本入侵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和总结，对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迎接加入WTO之后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七）晋商的企业制度
晋商的企业制度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这里特别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晋商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些制度曾经成就了晋商的事业，例如原始的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制度、人力资本制度等等；但是一些制度也是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晋商店铺晋人（主要是本乡、本地、本族人）经营惯例，“掌柜”（总经理）权力过大等等。总结这些方面对现代企业具有很现实的借鉴价值。
以上我们只是例举了晋商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和领域，作者并非想以偏概全，晋商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和研究的难度是众多学者普遍感觉到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对晋商的研究，绝不是几本书、几篇文章能够完成的，需要全国和山西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9]“既然作为‘晋商学’来研究，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石，我认为它就是中国的重商主义；既然作为‘晋商学’来研究，就必须有稳定的研究对象，必须在体系上有一定的完整性，就是包括前述历史、经济、文化、建筑等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从而构成晋商学研究的独立的理论基础、稳定的研究对象和完整的研究体系”。[10]
但是，本文的期望在与晋商研究之事业能够借中国之兴盛，同样兴盛起来！以上之观点如果能够得到广大晋商研究者的证实，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兴盛，也就不枉晋商学倡导者的一番苦心。
[作者简介]崔满红，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现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①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①本文对晋商研究成果的总结，只是作者的管窥之见，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注意。
②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1998年第2版
①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②孔祥毅：《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明清商业史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④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⑤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⑥王尚义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⑦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⑧穆雯英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说文社1944年版
[3]黄鉴晖著：《山西票号史》（修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山西票号史料》（修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
[5]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葛贤惠：《商路漫漫五百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9]白钦先：《在2002年山西票号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2002年7月12日太原
[10]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作者：崔满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