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１０万两，与嘉庆年间的最高额（１５１．９万两）相比增长了３８％，若与乾隆初年相比则翻了两番。
我们还可对参与集资的商号做进一步的分析。在乾隆初年创建会馆的集资中，捐 银最多者为行 日章，９００两，４年平均，以４‰的抽厘率折算，其年 经营额为 ５．６ 万两；位居 第二的是刘兴隆，８２０ 两， 平均年经营额 也 超 过 ５ 万 两。 在 嘉 庆 初 年 会 馆 大 规 模 重 修 的 集 资 中，抽 厘 最 高 者 为 兴 盛 章 号， １３７３．８２两，８年平均，以４‰的抽厘率折算，年经营额为４．３万两；其次为元吉正号，１２８３．５７两，平均 年经营额也达４万余两。在嘉庆二十二年碑所镌十六至二十年的集资中 ，抽厘最高者为公信凤号 ， ４３０．５２两，５年平均，以１‰的抽厘率折算，年经营额为８．６万两；其次为元吉正号，２９５．８９两，折合年 经营额为５．８万两。道光二十五年碑所列抽厘最高者为 福兴和号 ，１０３４．７３ 两，７ 年平均，以 １‰ 的比 例折算，年经营额为１４．８万两；其次为万盛成号，５６４．７２两，平均年经营额为 ８．１ 万两。 这些经营规 模数万乃至十数万两的商号应是经营大宗商货的批发转运贸易的。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以年经营额超过万两者作为大商号 ，超过一千两、不足万两者为中等商号， 不足千两者为小商号，对乾隆至道光年间山陕商号的抽厘金额进行分类统计 ，可制成表８。
由表８可见，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山陕商人的队伍构成也有了较大的变化 。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 大商号和经营额千两以上的中等商号所占比重均有提高 ，其中，大商号所占比重在乾隆和嘉庆初年仅 占４％～５％，嘉庆中叶迅速增长，道光年间达到１４％；中 等商号的增幅更为明显，其 所占比重从乾隆 初年的１１％升至道光年间的５４％。而小商号所占比重则大幅下降 ，乾隆初年山陕商号中小商号所占 比例高达８５％，嘉庆年间不断下降，至道光时已降 至 ３１％。 经营规模万两乃至数万两的商号当是以 大宗商货的批发转运为主，经营额数千两的中等商号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批发转运贸易 ，而经营 额不足千两的小商号当是以零售商业为主。商号构成的这一变化反映出聊城作为大宗商货转运枢纽 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不断加强。
在聊城山陕会馆的捐款商号中 ，可区分经营内容的店铺有布店 、绸缎店、皮货店、毡店、衣帽店、粮 行、粉坊、茶店、海味店、烟铺、纸局、铁货店、炭 店、丹 店、漆 店、蜡 烛店、钱 店、当 铺等。 不过，会 馆各碑 所列捐款名录中的绝大多数商号 ，特别是抽厘额最高的大商号都未标明行业 ，无法依据捐款金额对其 行业构成进行考察，我们只能借助临清、朱仙镇、周口等地的档案、碑铭资料寻找相关线索。
在对临清的考察中我们看到 ，绸缎、布匹、粮食、茶 叶、纸 张、瓷 器、铁 货等是经由该城流通的大宗 商货①。临清关档案记载：该关“居 汶、卫 两河之中，全 赖江广纸张、茶 叶、磁 ［瓷 ］器、江浙绸缎等货贩 运北上，或直隶、山东杂豆赴南售卖，商始流通，始克征 税敷额”②。 聊城位于临清以南 １２０ 里，凡 由南 方北上临清的商货均需经过聊城。由于聊城没有税关，不需纳税，有相当一部分北上或西行的商货在 到达临清之前即于聊城卸载 ，由此转运分销。档案 记载称：临 清关 “全 赖汶、卫两河商船往来，但 汶河
① 参见许檀 ：《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 第 ２期。
② 道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署山东巡抚琦善题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钞 档》：山 东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