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同、五台山、晋阳( 今太原) 一带。北朝是民族融合、中西 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时期，隋唐制度大多肇始取法于 北朝典制。《北齐律》更是《隋律》和《唐朝律令》的蓝本。而
《西凉乐》、《安国乐》、《疏勒乐》、《泼寒胡戏》等来自西域的 乐舞在山西一带也非常流行。北齐高欢父子起家山西，坐镇 晋阳，掌控邺城，当时的晋阳号称“霸府”。并州( 今太原) 是
唐帝国的北都，蒲州是唐朝中都。隋唐时期晋阳是中外公认 的和长安、洛阳、扬州并称的四大国际化都市之一。
另一方面，长安、洛阳并非丝绸产地，只能说是因为是国 都而成为政治中心和丝绸的重要集散地。而江南和山西则
是丝绸的重要生产地，也是纺织品的重要源地。当时，生产 丝绸的江南、四川、山西、出产皮毛的蒙古、辽东为进行交易，
把所产丝绸、皮毛运到扬州、洛阳、太原和长安，然后，经过长 途转运，沿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中亚及欧洲市场。
秦汉以来，西方生产的珠宝、玻璃器物传入中国，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蜻蜓眼玻璃珠，其主要的传输路线是经过新疆、
甘肃进入山西、河南，再流入湖北、湖南、广东。在大同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这种玻璃球，以及其他的玻璃器皿。 同时，外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得到了汉人的喜爱。《后汉书》中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 胡舞等，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北魏定都平城的近 100 年间，平城是全国的政治、文化 中心，有大批的中亚使节、商旅、僧人往返于丝绸之路与平城
之间。云冈石窟文化、五台山佛教文化便是陆上丝路传承中 印佛教文化交流的铁证。大量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证实，从 西汉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伊始，就有大批的西域人和外国商 品进入并州。1983 年，在朔州发掘的汉墓中，出土过一些西 域人面貌的铜佣，便是西域人来并州的明证。东汉后期，南 匈奴内附，部众 3 万余落，20 多万人被安置在并州，并分南、 北、左、右、中 5 部。东汉末年，大批乌桓人又入居代北，拉开了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融合的序幕。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平城成为丝绸之路东段最著名的城市。《魏书》记载，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不久，每年都有 许多中亚使节、商旅、僧徒数百人进入京畿。太武帝拓跋焘 泰常四年( 419) 四月祭东庙时，“远番助祭者数百国”，其中就有大量来自波斯、粟特、柔然、高车等西域、中亚、西亚国家 的使节和商人。
东魏北齐时，并州是北方军政中枢。东魏高欢凿西山大佛，建规模宏大的“晋阳宫”，北齐八帝，有四个皇帝在晋阳即 位。当时胡商辐辏，商贸发达，留下许多外国人活动的记录 和遗物。隋代北周后，隋炀帝在并州营造晋阳宫和汾阳宫。唐时，并州成为北都。唐朝在并、浩、介、石四州建有专 供外商居住生活的“贾胡堡”。考古学家在灵石发掘得罗马 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的 16 枚古铜钱。太原唐墓中，也曾发现大量古罗马金币，显然是由外国商人携入山西的。娄睿墓道两侧壁画中的胡商驮队图真切地反映了经过长途跋 涉来山西的商队。魏晋北朝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大量外
来的先进工艺品、生活日用品和粟特商人骑骆驼佣、突厥骑 马佣、西域伎乐佣，如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的中亚银器、中亚鎏 金酒杯，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葬中的胡床、茵褥、蓝 宝石戒指等。
西辽( 1124 ～ 1218 年) 帝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扩张其 势力直到中亚，成为中亚强国。他西移时统率的汉军与契丹 人一道，在传播中原汉文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据《长春真 人西游记》记载，伊犁河谷地带“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 及见中原汲器，喜 曰: ‘桃花石诸事皆巧。’桃 花石，谓 汉人也”。足见汉人传入西域的先进技术很多。在新疆的发展史 上，山西人有着不可否认的功绩。
直到元朝，山西仍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带，并州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基地。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在华 17 年， 所著《马可波罗游记》详载了今山西太原、大同、临汾等地商 业繁盛的情况。其中第 106 章专门记载太原城商业“都城甚壮丽，与国同名，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 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丝养蚕，产丝甚多”。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移至北京。由汉以来的朝贡体系重心也由今西安、杭州等地转至北京。西域各国的使 节、商旅、僧人沿丝绸之路至敦煌、武威一带后，进入长安，并 继续东行。他们过黄河，北上今临汾、太原，再东转，越太行 山，经河北定州至京师。这一段成为丝绸之路的东延段，沿 途有许多进行国际贸易的城市、关市。除丝绸之外，山西出产的铁器、布匹、粮食等也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
大量史实说明，山西曾是丝绸之路的东源地。这是因为山西曾经是丝绸的重要生产地。汉魏隋唐之际山西气候湿 润，农业水利灌溉十分发达。不仅生产丝绸，而且是中国纺 织业的发源地之一。夏县西阴村的嫘祖庙，就是为了纪念发 明养蚕和纺织的黄帝之妻嫘祖。该村发现的蚕茧化石，有力地证明了晋南是丝绸的重要发源地。
历史上，山西不仅养蚕织丝，而且，发达的潞绸业、棉布 业、颜料业对国民经济以及晋商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 用。据考古发现，早在夏商周时期，山西的原始纺织手工业 有了初步的发展。夏县东下冯，侯马北坞、临县三交镇、古交市屯村、榆次猫儿岭等不同时期的遗址中都发现有陶纺轮、 骨锥、骨针、石纺轮、石刀等纺织用具。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 石。”其 中的“纑”，是山中一种叫纻的苎麻草本纤维植物，可以纺织成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纺织业在山西又有了发展。北 魏初，纺织品相当缺乏，每匹绢值千钱。到孝文帝元宏之后， 山西纺织品产量大增，每匹绢下降到二三百钱。河东郡、平 阳郡每年送往京师，销往海外的贡品就是“绵绢及赀麻”之类的丝织品。并州、汾州、蒲州及雁门郡、灵丘郡等“皆以麻布 充税”。到北齐，又专设司染署，领京坊、河东、信都三局，这 是朝廷指派专门人员监督下进行生产的官营纺织手工作坊。 近年发掘的魏晋之际的许多墓葬，如太原东安王娄睿墓等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