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
明清晋商行走商路五百多年,现在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厚而影响久远的晋商文化。近几年，国内人们常常使用“晋商文化”这一概念，来讨论、开发、研究以致传承晋商文化，不仅旅游开发、通讯报道、电视剧、文艺小说，连学术论文、专著也常常使用晋商文化这一概念。其实什么是晋商文化，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没有人就此专门论证。对此，本书似不好回避，故试作探讨。
晋商文化，是在对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概括基础上形成的一大商业文明体系，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晋商的财富积累、商路舞台、商业组织、企业制度、经营艺术、商业与金融技术、商业伦理、商业思想、商业教育、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建筑居住、祭奉祀习俗等要素，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库。
第一，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周朝建立以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今山西）侯，唐后来改为晋，唐叔虞就是晋国的始祖。当时周成王指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到山西后按照成王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针，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由此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唐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特点。另外,晋人计然“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计然徒弟范蠡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商业思想；猗顿“欲速富，当畜五孛”的经验；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艺术，也都成为晋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第二，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孔子作《春秋》，述《论语》，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的“圣人”，世界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2500年，其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强调人伦关系，认为人立身处世的标准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应当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这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行为准则。关云长山西解州人，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是忠实实践孔子仁义、忠信的典范，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被政府封为“关圣大帝”，民间视为战神、财神。山西商人财雄势大，足迹所至，到处建有规模宏大的“关帝圣庙”作为会馆，晋商的关公崇拜，一是与关公存在地域亲情，可以关公的忠义楷模团结教育约束员工；二是政府的褒封使关公神化，商人可借关圣帝君的神威保卫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财产的安全。
第三，地缘贸易的创业之路。山西北边横隔万里长城是蒙古游牧民族，地处农牧两大经济区交接边缘，物资交换断不可少。明朝的“开中法”鼓励纳粮中盐，山西人借地理优势捷足先登。特别是因为山西土瘠民贫，不足以温饱，清王朝统一了北方蒙古地区后，政府奖励农民到内蒙古垦种，终年劳作不得温饱的山西农民便接踵走西口（杀虎口），如太谷王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等等。勤劳善良的山西农民来到内蒙古垦殖后发现内外蒙古牧民很需要内地日用品，又不善经商，于是他们发挥自身忠厚善良而又灵活机动的性格优点，，开始与当地人友好合作，迅速走上商途，并且生意越做越大，商路越走越远，贩运贸易，驰骋九州。
第四，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晋商的理财理念与技术，发端于农业文明与传统的家规，不仅重视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传统的理财哲学，和气生财，以儒家的和合精神，事事处处以和为贵，待“相与”善始善终，友好往来，世代相传，严守商道商德。同时不断创新记帐核算、信用贷货、信用贷款、信约公履、财务稽核、票据流通、“客钱”、“拨兑”等等，产生了晋商独特的理财理念、操作技术与管理方法。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业制度。晋商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企业制度、行会联络等具体的经营管理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人身股制度。四五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试行期股制度，被认为是管理学的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相应的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也被认为是会计学的学科前缘。其实山西商人的人力资本制度与人力资本会计核算比美国早了400多年。晋商的人力资本制度不仅体现了东伙友好合作，劳资双方和谐相处，而且股权融资制度、资本管理的正本副本制度、总分支机构的网络制度、员工退休后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特别是晋商商业行会（大行）及专业行会（小行）积极协调商业事务，处理商务纠纷，组织同人公益活动，解决了商号与商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的困难，此外诸如办义学、置义地、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等等方面，也都体现了人本思想。
第六，官商相维的展业战略。经商发迹的山西商人，总要千方百计交结官僚，借以谋求业务的进一步展拓。清入关以前，晋商与东北满族贵族政权就有贸易关系，努尔哈赤从张家口的八家商人那里获得了大量军用物资，清入关封张家口晋商“八大家”为“皇商”。这些皇商从政府那里获得很多经商的特权与好处，财富积累最快，为其他山西商人所仰慕。为了与官僚和政府交结，晋商纷纷走捐纳、报效、买官的路子，耗费巨资，与政府官僚攀结关系，以借势拓展业务。1853年（咸丰三年）阴历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与账局捐资白银34万两、钱7万吊，十月下旬日升昌等13家又捐6千两。平遥毛鸿翙的父辈至玄孙男子31名捐官，女子亦捐夫人、恭人[1]。晋商住宅建筑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比如灵石王家楼栏石雕的“辈辈封侯”，沁水柳家大门墩石雕堂鼓与元宝等等。
晋商文化的上述特点，体现在晋商的贸易地理、金融创新、企业制度、财务管理、行会组织、商业伦理、处世哲学等各个方面，前述各章已经做过讨论，这些都是晋商文化的重要内容。这里仅就晋商教育、科学研究、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进行讨论。
商人在中国的传统地位是低下的，“士农工商”中，商为四民之末，但是晋商则认为，商业是立家富国的正业。“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进，力以所及者业焉，以求其尽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 “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他们认为商人更需要人格的修养和知识的丰富，这是立业的根本，而人的心智素养是需要长期培养的，这种培养要依靠从小开始的各种教育来完成。晋商不仅重视基础教育，更重视商业专业教育，由此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商人。
晋商基础教育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家庭教育、私塾、义学与书院。
商人对子弟的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视，好多大商业家族都设有私塾、定有家训和家规。榆次常家以商业兴盛二百多年，却又是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常氏重商而不轻学，重学而不轻商，学为经商之才培养基础，商为深学之人提供条件。由于常家学风浓厚，所以每代都有中举人、贡生的，而且除了有名的常运藻（政治家）、常运衡（金融家）、常赞春、常旭春（书法家）、常龄、常永春（医学家）等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进入教育界、美术界、科技界，从商者更不必细说。常家家训要求“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庄”、“ 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作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持续不断的严格启蒙教育为常家培养了众多人才，奠定了常家百年兴盛的基业。
祁县乔家也以尊师重教闻名。在乔致庸一代就在家中设私塾，聘请名师任教，要求所有的子弟都要入塾学习。乔家尊师重教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书房中供先师孔子之位，并有名家端方亲笔书写的“敏德以为行止，本立而可道生”的对联，书房门额上还书写着“百年树人”四个大字。乔家对教书先生非常挑剔也非常尊敬。挑剔的是非饱学之士不请，尊敬的是不仅平时每位先生配两名书童，逢年过节时还设专宴款待，送红包，宴请宾朋是还要请教师坐正席。平时教师往返以轿车接送，主人们一字排开送到大门外，还要目送一程，从各个细节树立教师的尊严和威望，以培养子弟对教师的尊敬。民国以后，乔映霞扩大了家塾，不仅读四书五经，还增加了文史、数理、英语等课程。乔家的子孙后来都得益于这种严格的教育启蒙，其中12人成为大学生，两人获博士学位，三人获硕士学位，两人留学美国。
书院、义学多为公办或民办公助，也有公办民助，由政府管理，为科举制度服务。有不少史料记载，山西商人为书院、义学捐款助学。如临猗县孙家庄荆百达，“幼好读书，以家贫贸易河南。因始不染市井气习，年迈归里，修理祠堂，教训子弟。”[2] 翼城县“绅商酌劝捐获银八千两，发当生息，以为聘（书院）山长之资，生童膏火之费，至今约三十余年矣。”[3]永济县“秦魁炎，上阳村人，少壮业商，而苦读于小学。尝于村东购麻谷，废寺创立书院名曰‘归儒’”。[4]新绛县“韩杰，字汉卿，例贡，鸿胪寺序班，业贾游吴越，胸次洒落，绰有风致，……捐舍修学为诸生昌。平生所积，以仗义散尽。”[5]高平县大商业家族赵家在侯庄修建书房学馆七所，其中在清乾隆末年“三和堂”分居鼎立，各修学馆一所，其院落至今还在。到清咸丰同治时，赵家第七代传人又捐资建立义学一所，不仅供自己家子弟读书使用，同时供全村孩子学习使用。在内蒙古包头，清道光年间有山西商人所办义学四所，私塾更多。[6]
私塾也称散书房，以村或街村举办，请当地生员或失业之旧商做塾师。山西人在明清时期已形成一种重商立业的人生观。据《雍正朱批谕旨》，1724年（雍正二年）五月九日刘於义奏疏：“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所以，自然形成了书院、义学、私塾不仅仅是为科举制度服务，也为经商服务。不过，尽管商人捐款资助书院、义学事例很多，但多数孩子还是就读于私塾。私塾是山西商人基础教育的主要基地，“年至九岁入塾，教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三种小书，次第读之。十岁以上，次第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谓之四书。十三岁以上讲授《论语》，其书曰《二论典故》或《二论讲义》，均以白话解释书义，谓之开讲”。按山西私塾习惯，私塾读到此时，基础教育开始向专业教育分化，“有意于举业者，则续读《诗》、《书》、《礼》、《易》、《礼记》、《春秋》各经及古文辞，时文试帖。初学时文及试帖之摹制，谓之开笔。”而“有意经商者，于四书之外兼学珠算、五七言《千家诗》、《幼学》、《尺牍》”。[7]
读书至十五岁，即算基本完成了基础教育。准备经商者，即要寻找“上工”的地方。一般“书生至十五岁后，其父兄即请戚友于太谷、祁等县商家说荐，先以所写之‘仿’送商家阅。其‘仿’有书‘遇贵人提携吉地……’字样，然后引趋相见。看中，择日到铺，谓之上工”。[8]
山西商人的基础教育还有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一种特例，即元代以至明清的“河东运学”。河东运学，即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学。是一所盐商子弟学校。创于1299年（元大德三年）。据雍正年《河东盐法志》卷八记载，“盖以郇瑕（山西猗氏县西南，泛指河东）为财赋之蔽，沃土之民逸则忘善，建有义学，则师道立而教化行，礼仪明而风俗美。是河东设有专学者，所以厚商也，志运学。”河东运学之所以特殊，在于其专收盐商子弟入学，“系行盐子弟方准考试，其他籍童生不得混入冒考。”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很难严格执行，非盐商子弟也有入学的。至清光绪时，河东运学改为河东商学。[9]
晋商对于基础教育与商业教育都很重视，元朝开始就有上文提到的盐商子弟学校。山西商人的专业教育主要形式是学徒制。新吸收的人员一律经过学徒阶段，一般为三年，届满，优秀者录为正式员工，表现不好，资质又差者，辞退回家。
学徒的选拔实质上也是员工的选拔。新学徒的来源，多为亲朋引进，原则上只在商号财东或经理的同乡人中选拔，而且往往只有家庭出身、上辈人的为人处事、德行信誉等方面合格的学徒才能被录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双方知根知底，易产生彼此信任。由于事关个人信誉，推荐人都很认真负责，也不敢推荐不肖子弟。当了学徒表现不好被开除回家者，别的商号多不再录用。故一旦被开除，将会绝其后路，所以学徒都很遵守商规号规。
比如，创始于康熙初年的大盛魁商号，历经二百多年，从业人员达7000多人，其招收学徒的做法是：在该商号财东或掌柜原籍太谷、祁县挑选十五、十六岁的优秀青年，个子不高不低，相貌俊秀，精明聪颖者，经面试合格后，先徒步行至内蒙古归化城分号，然后骑骆驼至外蒙古科布多，那里是大盛魁总号所在地，集中进行语言培训。如果不能吃苦，不能连续步行千里、骑骆驼数月，就自然淘汰。在科布多授以蒙古语、维吾尔语、俄罗斯语，用汉语注音，强记硬背外语商业用语，达到能够用相应语言在蒙古、新疆和俄罗斯地区谈生意、做买卖为目标。然后将其分配到各地商号柜上，跟着老员工学习业务，先当学徒，老员工就是师傅。[10]
第一阶段，主要是日常杂务训练，白天“即司洒水、敬茶、奉侍掌柜一切等项”，俗说“提三壶”，即水壶、茶壶、夜壶（便壶）；“晚则写字，习记账，演珠算，详记货品及价格、银之品色与钱之易价，练习对于掌柜顾客之仪容言语。”[11]同时，在道德和商人修养方面进行训练，要求学徒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
第二阶段，是老职工或掌柜口传训练，教念《平码银色摺》和其他商人教科书，也可以做一些抄信、帮账等事务。
通行银色歌：[12]
第三阶段，选拔在第二阶段优秀者，也就是掌柜认为有出息者授以经商之道。
山西商人的专业教材，根据作者所见资料，有以下几种：
在山西，民间传抄几种类似《千字文》的读本，是民间的识字读本，也是山西商人的识字读本，用毛笔楷书，字迹工整，是练毛笔字的范本；读之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内容丰富，知识广泛，也是知识读本。如讲四时和农务：“雨水已过，惊蛰地通，拉土送粪，早些动身”；“春分之日，昼夜相停，一百五日，寒节清明”；“谷雨前后，庄稼动土 ……小寒腊月，大寒年终”；“二十三日，祭献灶君。……债主逼债，都寻上门，活活逼煞，真真遭瘟，闹过年关，才得歇心。”如讲资本和借贷：“生意买卖，没本不行”；“当卖揭借，兑下窟窿”；“打下粮食，把债还清，粜成银钱，出放与人。立下借约，要凭保人。每月行利，定要三分。口省肚俭，熬成高翁”。如讲开办商号：“安设生意，写立合同。俸股谢仪，伙计财东，当家掌柜，站柜相公。局子当铺，估衣客人，盐店银号，珠宝人参，银剪戥秤，砝码天平，图章笔砚，货架帐本。浮存暂记，月总日清”。如讲外出经商：“拣个日子，搭伴起身，辞别亲友，叩别双亲，抛妻撇子，难舍难分。……走过直隶，又上天津，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苏杭扬州，南北两京，山陕二西，河南山东，云贵四川，福建绍兴，北口西藏，宣化大同，登山涉水，万苦千辛”。如讲商业经营：“起标发货，各省驰名。趸装零卖，主顾客人，收买出换，贩卖交银。童叟无欺，价实货真。本多利厚，贸易兴隆。每年开俸，足有千金。旧管新收，开除实存。镜面元宝，冰光纹银，耗羡羊肚，元系中锭。积蓄殷实，百万有零”。发财以后，还要捐官，以体面经商：“没有顶戴，体面不成，花上几两，捐个前程。一百八两，出结加平；捐个国学，监生出身；心想荣耀，再加州同；六品职衔，也道威风”。[13]
《贸易须知》也是手抄本，作者看到的这个本子有112条，是庞义才先生在太谷县民间找来的，与张正明先生从日本京都大学抄来的《贸易须知》基本相同。[14]只是内容多了22条。《贸易须知》既然在太谷商家发现，作为山西商人使用的教材是肯定无疑的。其内容诚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十分丰富，包括如何学徒，如何站柜台，如何讨帐，如何进货，如何当掌柜，如何做伙计等”。
尺牍一类工具书，民间流传得很多，如《湖海必须》就是其中之一，为山西洪洞县“静远堂藏版”，手抄本，洪洞县商人王镛编辑。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年月令、各类礼札、书信、对联等等。如向州县官员拜年、祝寿、贺喜；如向父母、伯叔、兄弟、岳父母、同窗亲友等写书信，都有范文。
学徒阶段的学习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商人修养、写字、珠算、记账、秤平银色、经营技术与业务。
一是商人修养。商人修养是商人必备素质的基本要求。按《贸易须知》要求：“学生意，第一要守规矩，受拘束。不守规矩则不成方圆，不受拘束则不能收敛深藏。即顽石须经琢磨方成器耳”。“学生意，清晨起来，即扫地、掸柜、摸桌、擦椅、添砚水、润笔、擦戥子、舀水舆人洗脸、烧香、冲茶，俱系初学之事”。“学生意不要口钝怯阵。但戥头、银水、算盘、笔道、言谈、礼貌诸事，需要请教人……切不可拙口钝腮，一言不发，犹如木头一般”。“学生意先要立品行，但行有行品，立有立品，坐有坐品，食有食品，睡有睡品。以上五品，务要端正，方成体统。行者，务必平身垂手，望前看，足而行，如遇尊长，必须逊让，你若獐头鼠目，东张西望，摇膊乱跪，卖呆望蜜，如犯此样，急宜改之；立者，必须挺身而立，沉重端严，不可依墙靠壁，托腮咬指，禁之戒之；坐者，务必平平正正，只坐半椅，鼻须对心，切勿仰坐、偏斜、摇腿、跣足，如犯此形，规矩何在？食者，必从容缓食，箸碗无声，菜须省俭，大可厌者，贫吞抢咽，箸不停留，满碗乱叉……扒于桌子，这样丑态，速速屏去；睡者，贵乎曲膝侧卧，闭目吻口，先睡心后睡目，最忌者睡觉岔脚，露膊弓膝，多言多语，打呼喷气，一有此坏样，起早除之”。“学生意，要有耳性，有记才，有血色，有和气，此四件万不可少。有耳性者，则听人吩咐教导；有记才者，学问的事就不能忘却了；有血色者，自己就顾廉耻了；有和颜者，则有活泼之象，又叫着是个生意脸，且而人人见了欢喜你，岂不美哉。”
二是写字。写字是商人训练的必修课。学徒每天都要练毛笔书法。但是，《贸易须知》要求“笔道习字，可以在柜上习学、操练，如有事切不可”。晋商中有很多人书法很好，从留存于今天的信札、帐本、契约等都可以看出当年晋商的书法成就。
三是珠算。打算盘是商人的基本功。《贸易须知》说，“学算盘，日间不可学。但生意之家，忌的白日打空算盘，务要在晚上无事学算盘，请教人指明算法，全要揣悟自省。”要求职员对加、减、乘、除，斤成歌诀，地亩折算，容积体积计量，在算盘上都要使用自如。
四是记账。山西商人的会计方法是旧复式记账法，账簿比较多，大致可分四类：一是流水账，记交易各项，然后过入老账；二是老账，包括万金账（即股份账，包括资本股、人身股）、钱往来账、银往来账、各铺往来账、外该该外借贷账、薪金衣资账；三是现金账；四是浮记账。记账必须日结、月清、年总结，必须与实物存付相一致。《贸易须知》说：“一切账目，需要检点清白，腾抄的实。又道：随手上账，免后思想。再者，毋许连环钩搭，扯东补西，不清不白，忘其所然。如此，即是攒账、混账、花账之说。做生意之人，惟独账目为要，头一要清白。又道：美账如扫荡，好算账不折至竭之言。”“给票与客，须将客货件数、斤两、折头、价值一一算明，查清对号，落于自家底簿，然后给票，照票给起之后，再查再对，重算重宣，则无伪错矣。”
五是秤平银色折合。明清货币是银铜平行本位，银两成色差异很大，戥秤平砝不一，各种银两之间、各种戥秤之间的折合很复杂，故商人将其编成歌诀，熟背如流。关于秤平，要求做到“称戥子，将毫厘清拿定提好，勿使一绞一懒，总要在手里活便些。称小戥务必平口，称大戥务必平眉，不可恍惚高低，称准方可报数”。“看银水成色，整锭者，看其底脸，审其路数，是那一处出的，但成色一样，销手百般，细察要紧。如整锭无重边者，钻铅无疑。有云：银无重边即是假。如疑惑认不真者，剪开便知明白。块头者，看其宝色、墙光、底脸、茬口，纹银是纹银底脸，九五是九五底脸，如底脸不相顾者，必须存神。又道无二色，如再墙光打闪，滑头滑脑者，即剪开，则见银铜矣。”[15]
六是经营技术与业务。做买卖首先要注意言谈：“交易言谈不可太多，太多则令人犯厌，只在寡要说的确当。你若言多不在理路，话多还说你是个骗子哩”。“对一切来往人客说话，俱要存神留意，听他之出口，你随机应变，还须聆音、察理、鉴貌、辩色，你若獐失，致不审来历，只晓得随口说出来，并不管前照后，诚恐话内有关系机密，岂不令人参破识透？但凡一切事思忖思忖方可做，一切话亦要想想说，三思而后行方免后悔。”[16]做买卖还要注意市场行情：“置货要看彼处行情，如客稀货广，就停着些买；如货少客多，就要量自己行消，酌量置之；如货有长短，则买有跌意，暂停。又道：宁买迎头长，不买迎头跌。”“货物贵极者必贱，贱极者必贵，此乃至理。但贵极者不可买，买则防贱；贱极者可买，买则防贵。如贵底子贱此时卖无利者随即堆垛等价。又道：货无百日贵，亦无百日贱；又云：货极必反；谚云：家无千日货，不是长财人。又曰：家无滞货不发。总而言之：须耐得、守得为锦囊也。”[17]做买卖更要注意市场信息：“开行开店之人，三朝五日要在众行走走，讨讨信息，街上各店坐坐，谈谈各货情形，亦不可一去整日不回，有误自家生意，若呆钝钝坐在家里，则不知行情有早晚之分、朝夕之变”。[18]
山西商人认为，“舆子弟学生意者，切莫先送入大店。何也？但大店内本钱是大的，生意是大的，气概是大的，眼眶是大的，穿的是绸缎，吃的是美味，如此排场，难免嫖赌，将以上行为日逐看在眼里，日久成风，岂不误却终身。就是学成顶好的生意，总是立于险地，岂有千年不散之宴席？倘一时不合解，出则生意难寻。小店之生意岂不艰难乎？但有子弟必须先送在小店，虽说本小，但为事俱是寸金步子。论穿者，不过布草衣服；论吃者，不过粗茶淡饭。银钱细算，分文厘毫，不肯费用，只讲勤俭，并不奢华，寻常日用必需，犹若居家一样，况而烧锅煮饭，上门下门，他既受过这般苦楚，见这等行为，就晓得银钱非容易寻，亦知当家过日。但人情物理才明白，如果生意学成有六七分，然后再入大店提领，自此世务明白，则不肯妄为，而雄伟渐高，见识渐远，为人毕竟超群。又道；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不是苦上苦，难为人上人 。又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处世小就大则易，大就小则难，此说良有以也。”[19]
学习经商要重视实践，在干中学。“学生意的周年两载，生意有点眉眼，有点摸路，就要硬着头在柜上任意勉强做生意，不可退后。如你做不下来者，自有旁人接应，你一回两回胆大者就好向前做了，你如不向前终是胆小，何能展放？到甚么时候才能够做生意？又道：若要会，人前累。”[20]
师傅带徒弟必须讲究教育方法。“教徒弟，论其资质如何，聪敏有聪敏教法，鲁钝作鲁钝教法。聪敏者不可过分严警他，必须缓言相训，怎长怎短，始末根由，指点明白，甚的事怎样做，甚的话怎样说，你若不向他细说分明，他怎能晓得？论语云：生而知之者，上也。你看世上有多少生而知之之人乎，皆系口传心授，学而知之。鲁钝者，其教可以不同前，即乎同前一样教法，他也只当耳旁风，岂有为师的有两样教法？奈乎着力教者不能成，不着力教者成矣。只此贤愚别矣。” “教鲁钝之徒弟，只可漫漫管束，亦不致替他说那些细话，俟学下两年如有一线之通，再教可也。如仍然照前鲁钝，则无教导之说，即或教成了亦是个灰黑。会黑者，系麦秀出来的黑穗一包黑炭，并非麦子，所以不成物者，故名。到不如称早打发他回去，免敝自己之名。但教徒弟的时节，切不可洒骰归盆，粗言笨语，非打（即）骂，狠头狠脑，使出这样行为，唬得那徒弟再不能向前也。所以，店东伙计为师者，亦要有些涵养，有些护惜，倘那徒弟如聪敏伶俐，不皮顽者。必须要着意教他，生意到后来成人，决不忘你教授之恩也。”[21]
经商是否能够学成，关键在徒弟本人。“徒弟务要识好歹，如那人既朝训诲你，又不过于严厉你，你就努力奋志，把生意放在心上，早晚盘桓，晨昏省悟，精微生意滋味，再莫有个不成之说。又道：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若是终日顽皮、贪懒、好嬉、胡闹，有心没事，东撺西撺，全不学生意诸事，又不放在心上，就是那人钻在你肚里，又是不中用的。如此者，到不如早些回去，可以再想别图还好。”[22]
晋商教育历史告诉我们，家庭教育极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志向和道德。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在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商业专业教育，实践环节很重要。山西商人中的那些有名企业家、理财家都经过了学徒阶段的训练，既读过传统典籍，又有长期的实践经验。诚信教育和诚信道德的养成，是培养一代企业家和造就一代社会风气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当代商业信用和社会信用的失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诚信社会和诚信市场的建立，必须把基础教育、专业教育、社会教育摆到重要地位。晋商的教育也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真、善、美的东西，对于这些真、善、美的东西应当挖掘、整理，用于今天的事业，丰富今天的生活。
但是，还要看到，山西商人重视专业教育的同时，对通识教育似乎有所忽视。商人的素质，在商业技术、业务和策略之外，对经济走向和社会发展以及商业战略方面的教育也要摆在重要位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十家票号的决策者几乎没有一家能够认清形势，改革图新，跟上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这些决策人的所受教育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专业教育方面重业务技术轻理论基础，重个人修养轻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个教训。
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明清山西商人很重视对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的研究与实际应用。晋商及晋商家族子弟在应用科学方面成就颇多。下面列举几例：
数学家张敦仁（1755－1833年），山西阳城县润城人，出身商人家族，清代著名数学家。主要著作《辑古算经细草》二卷、《开方补记》九卷、《求一算术》三卷；又有《盐铁论考证》一卷、《资治通鉴补正略》二卷、《尔雅图考》二十卷等等。我国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元代数学家李冶的《求一术》、《天元术》等重要数学理论著作，没有为同时代人理解，明中叶以后失传。一直到张敦仁才又发掘出来，并经他改进和简化，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世界最先进的数学成果。《辑古算经细草》就是利用《天元术》的方法，辑古20术，解释数学的高次方程和解决几何学方面的问题。《求一算术》则是总结了秦九韶《大衍求一术》的基础上，更加详尽地阐明了整数论中的一次同余式解法。该书三卷，从计算原理到计算方法都作了全面论述，使“求一术”这一光辉成就得以发扬光大。同时，他在研究李治《测园海镜》时，不仅探索了李冶的170个用“天元术”解直角三角形的容园问题，而且从这本书中发现了李还有《开方记》一书已失传。因而，他又在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写出了《开方补记》，该书对秦九韶的“求一术”有独到的阐述。[23]
晋商每天要涉及庞大、繁杂的资金进出，完成这么多的计算任务，当时唯一依靠的就是珠算，所以晋商总是着力培养和聘请在珠算方面才能出众的人。对珠算技术的这种高需求，必然会激励想进入和已经进入商号的人苦练珠算基本功，不经意间还会激发对珠算、数学的研究，被众口称赞，传诵至今的明代蒲州大商人张四教就是其中一例。张四教以“业精”著称，16岁就进入商号，随商号远游经商。他对珠算技术十分精通，他的兄长张四维就称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弟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原委，分布、调布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24]，这正是商业对珠算技术的促进。
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珠算大师王文素是山西汾阳人，早年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自幼涉猎书史诸子百家，又由于经商的需要，他很小就练打算盘，尤长于算法。王文素本着算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对于算学，切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的宗旨，留心收集从东汉《九章算术》到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的十余种算书，精心钻研，对其中所载题术逐一测源探远，细论研推，当着述之，误者改之，繁者删之，阙者补之，乱者理之，断者续之。在正本清源，通证古今算学的基础上，复增乘除草图，定位式样，开方演段，捷径成术，编为歌诀，注以俗解，著成《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初稿用了20年时间，到1513年（正德八年），撰成《新集通证古今界学宝鉴》10册30卷。但该书没有出版，只留下了一个序言。1524年（嘉靖三年），60岁的王文素倾其毕生精力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42卷203条，117诀，1267问，分订12册。这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但是由于缺少刊行经费，这部书没有在当时问世，现存的遗稿是由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线装蓝格纸手抄本。中国珠算史学家李培业认为，如果这本书当时能够刻板印行的话，会对珠算的发展起不可想象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教授赵擎寰，认为该书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起构成明朝的三大科学著作。如果他的书当时要能出版，他的影响所及就不止是中国的数学，而是世界的范围，王文素在数学史上的地位堪与牛顿媲美。日本学者铃木久男认为，这是中国最卓越的算书之一，对世界贡献很大，其中各种算法的解说详尽，在中国算书中亘古未见。
明末清初晋商实行的“龙门帐”，就是一套既简单又明确的商业会计法，其价值与意义对我国会计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龙门帐”的“合龙门”，至今仍然是科学的会计原理之一。有的会计学家甚至认为“龙门帐”是我国会计的开端。 清末民初出现的“三脚帐”，便是在“龙门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又在“龙门帐”的基础上发展成“四脚帐”，更具备了复式记帐的某些条件。详见第五章。
晋商对数学、珠算理论与应用、会计记帐、银币本平、银行密押、票据交易、转帐结算、旅行支票等等商业技术都有精湛的研究，严密的规定，对中国商业科技作出了重大贡献。
山西商人本人或其家族成员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比较多的，在语言文字、考据学、地理学、历史学、地方志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举例如下：
《康熙字典》，是山西阳城县黄城商人家族出身的陈廷敬主编的。陈廷敬（1639－1712年），其祖为煤铁商人，1657年（顺治十四年）中举，1658年（顺治十五年）中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左都御史、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陈廷敬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午亭文编》等，还曾担任过《方略》、《清一统志》、《明史》等书总裁官。他的一大贡献是晚年作为总阅官，参加并领导了《康熙字典》的编纂工作。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阴三月，康熙皇帝命张玉书、陈廷敬领导编纂一部大型字典。后张玉书病死，年逾古稀的陈廷敬被任命为总阅官，继续编写。他呕尽心血，倾全部精力编纂，为《康熙字典》的完成和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25]
阎若璩（1636－1704年）太原人。其七世祖经营淮盐，迁居淮安。15岁以商籍补山阳学生员，后返太原。与傅山、顾炎武交好。从1662年（康熙元年）至1678年（康熙十七年），阎若璩五次应试不弟。但他在《尚书》中发现二十五篇古文有许多疑点，从此便博考群籍，历经三十余年的考证，终于写成了著名的《古文尚书疏正》8卷，对东晋梅颐所献《古文尚书》辨证128条，得出了《古文尚书》25篇都是魏晋时期伪作的结论，推翻了一千多年经学史上的一个大案。黄宗羲读了该书的前4卷后，大加赞赏说“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并亲自为之写序。近代梁启超也说：“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古文尚书疏正》也。”此外，阎若璩还参与了《清一统志》和《资治通鉴后编》的编撰工作。阎若璩治学严谨，“事必求其根底，言必求其依据”，他的学风对乾嘉学派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纪昀对其在考据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26]
祁韵士（1751-1815年），山西寿阳县平舒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二十七岁中举人，二十八岁成进士，受翰林院编修。五年后，担任国史馆纂修官，历时八年完成《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后因官司牵连，祁韵士被发戍伊犁，在此期间，他又编写了《伊犁总统事略》12卷，这部书成为继乾隆时官修《西域图志》52卷外，新疆地方志中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此外，他还著有《藩部要略》18卷，该书是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互为表里的一部编年体著作，是研究清史和蒙古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对后来清史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祁韵士的其它著作，如《西陲要略》、《西域行程记》，以详实的资料和调查研究，反映了当时西北社会的地理风貌，对于研究西北历史地理具有重要价值。祁韵士大夫不仅是一个西北地志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教育学家，他先后在兰州主讲于兰山学院，在保定主持莲池学院，培养了张穆等一批人才。[27]祁韵士和下面要说的他的学生张穆的西北地理研究，为山西商人在蒙古、新疆与俄罗斯从事贩运贸易提供了参考，对晋商在西北的商业活动是有贡献的。
张穆(1805-1849年)，山西平定大阳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父亲都为进士出身。因愤恨科举制度对学者人格的侮辱和对人才的压抑，张穆绝意仕途，闭门读书。鸦片战争后，转学经世致用之学。由于张家与祁家为姻亲，他受专政西北舆地之学的专家祁韵士的影响，留意学习边疆地理和民族问题。后来张穆加入了以当时地理学专家徐松为核心的学术圈子。这个学术圈子中的学者多为怀才不遇的才士，他们开当时研究边疆地理的学风，对近代学术思想颇有影响。张穆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蒙古游牧记》16卷，在自序中他说“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在该书中，他以地志的体例形式，按蒙古各盟旗为单位述其道里四至，详细记录了各部的社会沿革及历代北方各民族间的交往关系。这本书不仅弥补了辽、金、元三史之缺，而且对当时发生的近代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蒙古游牧记》历经10年编辑，于1859年（咸丰九年）付刊，不久该书就引起沙俄、英国和法国等汉学家的广泛关注，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直到今日，这部书仍是一部被国际史学界瞩目的权威著作。张穆也因其在蒙古史和西北史研究方面的成果，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28]
徐继畬（1795-1873年），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理学家徐润第长子。1826年（道光六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后，曾任两广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等职，在其70岁时，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畬在其闽藩任内所著《瀛寰志略》10卷，开我国研究世界地理之先河。该书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刊于福州。在书中，他谓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可不谓人杰矣哉！”又谓“米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奇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称首哉！”1853年（咸丰三年），浙江宁波府集上述书中推崇华盛顿文，镌碑赠送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砌于第十级内壁，保存至今。《瀛寰志略》敢于在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下，赞赏西方民主制度，表明徐继畬惟具卓识。该书问世后，对我国近代思想启蒙有重大作用，时人著述中多有称述，有人谓之“才士倾心，小儒咋舌”。后来，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郭嵩焘在与人书中写道“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此书不仅在国内多次重刻，在日本更是倍受推崇，谓之通知世界之指南针，大有助于其维新。[29]
杨深秀（1849-1898年），山西闻喜仪张村人。1870年（同治九年）中举，次年赴京，从学于寿阳人阎汝弼，通经史、考据、说文、音韵。1877-1878年（光绪三至四年）北方数省亢旱，山西为最，赤地千里，饥民五六百万，杨深秀毅然抛弃科举考试，请假返乡组织捐募救灾，仅在闻喜官绅捐银21000两，散放银米23次，救存15810户，138730人。1880年（光绪六年），受托续修《闻喜县志》，创新体例，增加《志斠》、《志补》、《志续》，受到方志专家极高的评价。1882年（光绪八年）受聘山西通志局，编修《山西通志》，负责编纂了《星度谱》2卷、《古迹考》8卷。1886（光绪十二年）年返京，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任刑部郎中。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曾上书光绪帝《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并代康有为上疏《请联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提出反抗外国列强侵略，主张维新图强，与顽固派势力斗争。后又多次建议变法图新，梁启超曾赞扬他：“上书言定国是、废科举、译日本书、派亲王游历外国、遣学生留学日本等事，所条陈新政最多”，杨深秀是戊戌变法的“六君子”之一。1896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杨深秀被下狱，他在狱中于壁上留诗三首，其一道：“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三日后在菜市口慷慨就义，被称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山西儒宗”之称，他不仅是变法图新的爱国志士，而且是著名的历史学、考据学、地方志学者，同时对书法、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除历史、方志等方面的著作外，杨深秀还留有《论诗绝句》、《雪虚声堂诗》等诗集。[30]
明清山西的文学以诗歌为盛，小说、剧本也不少。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录记载的400多人中，[31]不少人有商人家族背景，有一些著名诗人本身就是商人。
曹润堂（1853－1909年），出身于太谷曹家,29岁中秀才, 37岁中举,曾捐官内阁中书衔。其先祖以经营药材起家，以生产中成药“龟龄集”名驰中外。仕途不畅，看不惯京城官场腐败，叹曰：“不重才华重门弟，无曹读书真失计”。曾几次赴塞外旅行，调查屯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冬，太谷灾荒，他常开仓赈济饥民，受到乡民爱戴与尊敬。接着他又出巨资，在其村东浚通旧渠，又开新渠，为村人造福。他在内蒙办理垦荒时，有“屯田有志空怀策，报国无人共请缨”的诗句。后来，他联合其他山西商人，组织了垦务公司。当1903年山西省总商会成立时，被选为总办，成为山西商界领袖人物，参与山西保晋争矿运动。主张“开矿、筑路，兴工商”，学习西方之路，兴国强兵。有诗云“喜逐陶朱求富国，漫从罗马觅奇书”。曹润堂在经商的同时，酷爱文学、诗词，并有研究。著作有诗集《木石庵诗选》、《复选木石庵诗抄》。曹润堂是一位歌颂西方物质文明，呼吁中国重商开放，富国强兵的爱国诗人和商人。
山西戏曲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剧种繁多，享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戏曲剧种，是山西戏曲艺术的瑰宝。《中华戏曲》中曾说“山陕商贾发迹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32]翻阅山西戏曲和晋商发展资料，不难发现，山西戏曲的形成、繁荣、传播和山西商人紧密相连。
山、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是历史上北杂剧的发祥地。元末明初，北杂剧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追捧的对象，昆山腔兴起以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好又转向昆腔。就在北杂剧衰落，昆腔盛行的时候，山陕豫交界的民间艺人将这一带民歌小曲演唱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因为比较粗俗，晋南一带称它为“土戏”。在演唱时用梆子打击伴奏，故又称梆子腔。明代山西南部多富商，尤“蒲（州）多家贾”，在祭祀、庆典、节日中都要有戏曲酬神和娱人，而有财力的商人是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于是在秦腔的基础上又衍变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蒲州梆子。清代乾隆时，山西的梆子尚无剧种之分。嘉庆时，渐有南北戏之分。道光时晋中商人势力崛起，山西中路梆子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还有些艺人在梆子戏中引进晋中地方的秧歌，并改进了伴奏，从而为这一剧种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舞台。
商路即戏路。明清晋商“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他们因远离家乡，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所驻商埠所在地演出。在山西商人聚集的商业重镇大多有山西会馆，而会馆内多筑有戏台，于是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如汉口的山陕会馆内有戏台四座，分别设在正殿、财神殿、七圣殿和文昌殿。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筑有一座高30米，东西宽18米，分上下三层的悬鉴楼，又称戏楼，楼后面北是戏台，由四根大方柱把巨大的三层戏楼凌空擎起。戏台对面有可容纳万人的大院，院内东西厢房相向，分上下二层，为昔日看戏的包厢。随着山西商人深入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等地经商，山西梆子也很快风靡上述各地，四川、云贵、甘肃、宁夏、青海的山西商人也不少，这些地方也流行梆子戏。
山西商人除邀请戏班演出外，他们还出资举办梆子戏班。咸丰年间，徐沟县粮商李玉和，以斗商名义承组戏班“舞霓园”，以重价吸收南北名角与弦鼓师，又请协丰号在苏州织造唱戏服装行头，每年易新，名噪晋中地区凡二十年。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传到第四代王大旦时，投资白银十万两，创办了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除梆子戏外，晋商对地方小戏的发展也给予了支持。如太谷秧歌就是如此，秧歌名称原出南省，为种稻插秧之歌，北方农村伴随农事活动传唱民歌小调，受南省影响，也称秧歌。清代道光以后，太谷县商业遍布全国，贸易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安徽凤阳花鼓、湖南采茶调等先后传入，使秧歌向戏曲化发展，逐渐形成地方小戏种。逢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以秧歌形式开展迎喜神活动。在省外的晋商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所在地演出。到清朝后期，晋商争相出资举办梆子戏班：祁县有三庆戏班、聚梨园，榆次有四喜戏班、三合班、二保和娃娃班，徐沟有舞霓园、小自成班，太谷锦霓园、清源小梨园、太平班，平遥有小祝丰园，壶关的十万班，在张家口的晋商有狼山戏班和商人票友自乐班。祁县商人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由上可见，山西梆子、地方小戏曲等由于山西商人经济上的支持得以较快发展。[33]
山西商人在支持和参与梆子戏的演出活动中，不仅满足了自身的娱乐要求，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而且通过承办科班，组织行会、堂会演出等形式，扩大了本人及本商号在社会上的影响，开拓了商路及业务，联络了同乡、同行之间的感情，增进了彼此间的团结与合作。戏曲对晋商经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壮气势、庆功业、谢神恩、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甚至有疏通感情的功效。拿商行来说，每年正月开市要唱“开市戏”，一是行会庆贺；二是祈望新的一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三是纪念本行的祖师爷，求得他们对自己生意的护佑。除了开市戏外，晋商还在春、夏、秋、冬四季镖期时唱“镖戏”。康熙年间，在多伦的山西会馆还要在每年的五月十三，据说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请戏班唱戏。
晋商及其家族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与贡献是多方面的，剧本、书法、绘画、音乐等亦有相当多成就。仅祁县戴廷轼就刻数十种文集行世。剧本有《八仙庆寿》、《骄其妻妾》等。书法、绘画有成就者比比皆是，有商人背景的有王国光、傅山、傅眉、陈廷敬、赵铁山等等都是著名大家。
这里需要说明，一般认为傅山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医学家、书画家，他本人与家族都不是商人，但为什么还要把傅山列在这里呢？这是因为傅山与晋商的联系极为密切，他帮助晋商制定会计方法、企业管理制度，组织镖局等等，晋商对傅山也予以极大的支持。据祁县商人李淇回忆，1695年（清顺治十六年），戴廷轼、傅山、顾炎武联络商界人士，在祁县城里将余剩源当铺改为义振泉票号，总资本40万两，由戴廷轼、李恳投资，聘请戴惇林为掌柜。当时，傅山、顾炎武等秘密组织反清武装，组织镖局，创设票号，搜集李自成流散金银，抵制满清的经济活动。据李氏家谱记载：“顺治十六年□月，由傅山经手，支大同义军白银三万两，支江浙军费四万两……由镖局运走。[34]山西民间对傅山、顾炎武、戴廷轼与票号的传说很多。
明清晋商遍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险阻，甚至盗贼的袭击，因此晋商历来重视武术，并有不少人自己练就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甚至参加军事斗争抗击入侵海盗。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为抗击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商兵防守扬州。
为解决物质运送和货币的清算的安全问题，山西人创设镖局，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称：“考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镖局不论何时开设，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二、祁县戴二闾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
祁县心意拳、太谷形意拳的发展，一直受到当地富商的鼓励与支持。心意拳或形意拳武林高手大多被祁县、太谷等地富商聘任为护院拳师。如山西太谷北光村富商曹氏的三多堂有护院家丁500余人。在三多堂按照东南两局，各设护院拳师一人，又在南山青龙寨设守寨拳师一人。一些形意拳高手如李老农、申天宝、冯克智、胡铎、李发黝、武鸣国、吴本忠、车毅斋、贺运亨等，多在曹氏三多堂担任过护院拳师。
可见武术与拳师对于晋商的活动，有着保护安全的作用，而晋商对武术与拳师的鼓励、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武术活动的作用。[35]
晋商对城市与建筑的贡献，同样是一笔后人享用不尽的财富，这表现在气宇不凡的晋商宅院上，表现在雄伟庄重的山西会馆上，更表现在因商业繁荣而不经意成就的一个个城市上。
例如，遍布晋中一带的1000多所晋商宅院，虽是致富了的商人一代一代建成的，但却很少能看到商人的浮夸、奢华之气，反之，处处透漏出的是一种内敛、谦逊、和谐、勤俭、治学等为人处事之道和儒家文化的氛围。占地8700多亩的乔家大院，外看像一座城堡，大院正门上是“慎俭德”三个大字，进入大门最先映入眼帘的影壁上书写“履和”两个大字，旁书精致砖雕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中间还有一幅百寿图，而大院主人内宅门联则是“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处处体现了主人的价值观和对后代的深切期望；整个大院构思精巧，俯瞰22个小院的组合，俨然一幅“双喜”图；大院建筑艺术精美绝伦，各种木雕、砖雕、石雕、彩绘、门额、对联等无一不是巧夺天工，珍品俯首皆是。
晋商走到哪里都要建关公庙，也就是晋商会馆，用山西特有的建材琉璃瓦、特有的工匠，建设山西特色的庙宇、戏剧舞台，雕梁画栋，红墙兰瓦，高大雄伟，现在几乎全是文物保护单位。如北京山西会馆、苏州全晋会馆、多伦山西会馆、河南社旗山西会馆、周村山西会馆、开封山陕会馆、聊城山西会馆、亳州山西会馆等等，仅北京一地就有40多处。晋商会馆建筑巍峨壮丽，装饰华丽，尤以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其中有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算盘、账簿，显露出浓郁的商业气氛，都是集建筑、雕刻、绘画、陶瓷工艺为一体的宫殿式建筑物。[36]如苏州全晋会馆气势雄伟，富丽堂皇；有门厅、吹鼓楼、戏台与大殿，是当年晋商们举行庆典和娱乐活动的场所。现在是 “江苏省戏曲博物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内的的花戏楼是一座戏台，更是一座建筑艺术品，安徽卫视台的戏剧专栏就叫“花戏楼”。
晋商不仅在家乡建深宅大院，在贸易枢纽城市建会馆，还在业务规模扩大的同时，不经意地建设发展了很多城市，特别是北方边远的新城市，如辽宁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则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西北人又称“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这些城市的发展是与晋商商业的发展壮大同步而行的。张家口有日升昌巷，外蒙古科布多大盛魁街，也是晋商发展起来的。
晋商中有很多人喜欢收藏文物、古玩、珍宝和名人字画。太谷县富商曹家现存几件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是一尊“金火车钟”，此物原为法国工艺品，用黄金、钨金、白金制成，重42.25公斤。原是一件法国使节进献给清皇室的供品，因慈禧西行受到曹家的捐助，后由慈禧赏赐给曹家；另一件是一幅《清明上河图》，虽非宋人张择端原物，但也是明代著名画家仇瑛所作，价值也不低；曹氏还有一件“百寿大屏风”，高3．8米，宽5.02米，上镶嵌92块大理石，下部是基石状，上雕浮云，背刻一百个寿字，百寿图字乃清代户部尚书祁隽藻真迹。
祁县乔家乔景僖、乔映南父子，酷爱收藏古玩、文物，据说乔氏父子收藏的鼻烟壶就有数十个。还有一件文物，是用七八十块寿田、青田等名贵玉石组成，由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操刀刻制的印章，每块上面刻文一句，合起来是一篇《文昌帝君阴骘文》。此物原为清贵族端方之物，端方和乔家素有来往，此物后归乔家。此外，在祁县文管所现今所藏文物4100余件，其中古字画1000多件，也主要来自山西商界。
太谷赵氏既是经商世家，又是藏书世家。赵氏家中出了书法名人赵昌燮（1877-1945年），字铁山。铁山酷爱金石书画，书法精湛，被誉为“华北第一笔”，他的父亲赵维周就喜收藏古籍，一生节俭，唯购书毫不吝惜，所以藏书丰富。受父亲影响，赵铁山一生既是书法家，又是藏书家。到铁山这一代，所收藏书，更多更精，并喜求名人精校善本，其善本书有唐开元《石经》、明版《太平御览》、明汲古阁仿宋陶诗、殷版二十二史、聚珍版善本书多种。
北京琉璃厂内许多有名的古董字号都是晋商开办的。如“英古斋”为山西襄汾县人王德凤于1867年（同治六年）创办，该店以鉴定和经营鸡血、田黄石等古印章著名；“德宝斋”为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襄汾）人李诚甫开设，以善于鉴别法帖、印章、书法而闻名京师；“书业堂”为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崔玉峰于同治年间创办；“荣录堂”为山西人刘姓于光绪年间创办；“永宝斋”为山西襄汾县人崔皆平于1884年（光绪十年）创办；“奇观阁”为山西人马瑞亭经营。此外，还有襄汾人毛子恒开设的“渊识斋”、襄汾人贾济川开设的“晋秀斋”，临汾人李建平、李欣平开设的“永誉斋”，襄汾人开办的“振寰阁”等。他们分别以善于鉴定和经营古墨、古砚、古印、金石、青铜器等闻名琉璃厂。
20世纪30年代，北京琉璃厂文友堂古籍书局的一套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一时震动京城。据学者们考证，《金瓶梅词话》最早版本是万历庚戌本，但早已亡佚，于是这套万历丁巳本就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唯一的最早刻本了，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就是据此版本印行的，此书价值自不待言。 它是文友堂书局在山西开设的分号，于1931年左右在山西介休县收购到的，可能是介休皇商范氏，或者介休县北贾村富商 “侯百万”所藏。
晋商的民间社会习俗文化，还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建筑风水、岁时民俗、神道祭祀、家庙家谱等等，也都留有晋商当年的遗风。
[1]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秦邦桢：《旧包头教育亲历记》，《包头史料荟要》。
[14]见张正明：《山西商人兴衰史》附录二，山西人民出版社。
[23]山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山西历史人物传》，第401-402页
[25]山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山西历史人物传》，第378-380页
[26]山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山西历史人物传》，第375-377页
[27]山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山西历史人物传》，第397-400页
[28]山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山西历史人物传》，第415-417页
[29]山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山西历史人物传》，第412-415页
[30]《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30页。
[31]乔志强主编：《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七章第三节思想文化。
[32]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中华戏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3]张正明：《晋商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年。
[34]《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6页。
[35]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81-182页。
[36]孔祥毅《晋商文化及其特点》，《晋商巨擘----晋商·常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