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感谢孔祥毅教授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您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的研究中提出，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构成了金融制度变迁史，每一轮创新，每一轮监管都会造成金融业的新发展，因此，一部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制度变迁史。您认为始终贯穿于金融制度变迁的最根本的主线是什么？

孔祥毅：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史就是金融创新史，金融史也是金融制度变迁史。无论金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形式如何，无论金融作用于经济的方式如何，历史上金融制度的变迁总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金融创新。从微观上看，金融企业为了盈利，它必然不断地对自己已经使用的金融工具、正在进行的金融业务、正在使用的金融技术进行创新，借以发展自己，满足工商企业与社会的需求，同时这也是扩大自己的业务、市场与盈利的根本出路；从宏观上看，金融企业的每一项金融创新，在满足各类产业发展需要并为本企业带来盈利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金融企业本质上是风险企业，它是负债经营，一旦出现债务链中断，势必造成社会性问题。于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金融监管创新，这就是宏观金融调控的制度创新。接着，金融企业为了自己的继续发展，又会设法绕过监管“红灯”，再一次进行金融工具、业务或技术的创新；那么政府也就不得不再一次通过金融管理制度的创新，设置新的“红灯”以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这是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过程。不论是金融企业的微观金融创新，还是政府监管的宏观金融制度创新，每一次创新都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与进步，从而构成了一部金融制度变迁史。

记者：创新是金融业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发展史常常也是金融创新史。中国近代银行家们，正是通过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制度和金融技术的创新推动了中国近代金融革命的发展。您认为推动近代银行家们不断创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孔祥毅：推动近代银行家们不断创新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两方面。企业必须盈利，金融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技术、金融制度，才能找到新的盈利点，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利润导向的结果。社会责任也是银行和银行家不可忽视的，社会责任并不是天天捐款于公益事业，而是以合理的资金价格、周到的金融服务提供给客户，这是信义，天经地义。历史上有作为的银行家都不是唯利是图的掘富者，都具有造福社会的人生价值观，他们爱国亲民，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企业和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通过银行业务献身于社会。结果，银行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个人自然也成就了大事业。那些唯利是图者，不懂得利与义相通相济的道理，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银行家。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的座右铭，我们可以看出他成功背后的人生哲学：“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恭为德首，慎为行基，言则忠信，行则笃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