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在商号幌子上赫然写着“當”字的作品，是陈旭[1]的又一幅金融史拓迹作品，主要描述中国古老的金融机构——当铺的日常经营。通过赏析这幅作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收获：其一，对当铺这类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其二，对当铺在百姓生活中的作用，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其三，对当代“草根金融”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一定的思考。第一点源于“静观”，第二点在情景故事中感受，第三点需要一个长时空背景下的思考。

当商解密

宗教的慈悲与金融的谋利，似乎是无法融合的事情，但历史恰恰如此演绎。公元前500年左右，希腊的寺庙开始经营钱币兑换、保管、贷款等业务，成为最早的“寺庙银行”[2]；中国最早的“寺庙银行”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南梁的长沙寺。据《南史》卷七《甄彬传》记载，甄彬曾用一束苎[3]，在长沙寺库质钱。后来将苎赎回时，发现其中有一手巾包，包有黄金5两。甄彬将黄金送还寺库，寺中道人说这黄金是近日有人拿来质钱的，寺中将其丢失。道人要用一半的黄金作为酬谢，甄彬坚决不受。这经营质钱贷放的质库，就是典当的前身，明朝发展为规模较大的当铺。民国平遥当商留存文稿“与友人言开设当铺”[4]一文中，就当铺的三种类型做了清晰的描述：“当铺有三种：当最大，须禀请地方以达巡按使[5]为最重要；质次于当，但须同业承认，即可开张，不必领贴；押最小，皆私设，为官吏所禁，而利息过重，限期过短，不认为上等之营业也。”

中国金融业在清代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众多金融机构林立：当铺、印局、银炉、钱庄、账局、票号、银行。

“印局”为急需资金的人发放利息较高的“印子钱”，是一种高息借贷的方式。据载印局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经出现，传说为山西商人最先开设。印局放账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吊或两三吊钱，贷期一天，朝放夕收；一种是大额长期的，按日收取本利，每收一日，在契约上盖以印记，故名“印子钱”[6]；

“银炉”，或称“银号”，始于明代末年，为银两熔铸机构，为满足地方或行业不同标准的银两和形制需求而设，后发展为经营存贷款的金融机构；

“钱庄”，自明代始，从经营铜钱与银两兑换的“钱肆”、“钱桌”，发展为“钱铺”、“钱庄”，清代中后期，成为仅次于票号、银行的金融机构；

“账局”，为山西商人创设，最早的一家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总号设于中俄贸易必经重镇——张家口，字号名称为“祥发永”；“账局”为城市工商业者及候选官吏放贷，从成立开始就具备了银行的职能；

“票号”，为山西商人首创，目前可考的最早票号为1823年成立于平遥的“日升昌”票号。票号主营异地汇兑业务，并由汇兑业务构建起了集汇兑和融资为一体的结算和信用网络；

1845年外国银行就进入中国[7]，1897年中国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8]成立，之后，各地方银行和民营银行纷纷成立。“银行”的业务更为全面，资产规模也更大一些。

“当铺”与其它金融机构相比，至少有三个特点：

1、所需资本额少，是真正的“草根金融”；

2、从业人员专业技能要求高，远超其它金融机构。自“印局”到“银行”，这几类金融机构，均只与钱打交道，不需要涉及各种门类的实物抵押，因此，从经营难度和专业技能的要求上，比当铺似乎要容易些。当铺的从业人员，需要对文物字画、金银玉器首饰、衣服家具等各种物品，进行当面鉴别、作价，当下开出当票，保管当物，记录当账等，如没有专门的训练和技术，很难在这一行从业；

3、当铺特有的“神秘性”，其它金融机构均不具备。一是当铺的柜台一般都很高，约2公尺左右，柜台上装有木栅栏，四壁很少开窗，主要为了防盗窃；柜台后面一般有当铺后院，同样高墙厚壁，是仓库所在地。所有被当的东西、杂物，分其贵贱、大小分类编号存放，专人保管，严禁外人入内；二是当铺的当账所用字体，均采用奇特怪异的章书，一般人不认识，只有当铺的人能读懂；三是当铺的学徒一般都比较冷漠、死板，不同于其他商业伙计[9]。

这幅拓迹作品用文字和图案解密了当商的神秘性：四段三列整齐的小篆文字，将画面自然分成了详略有致的两部分。右侧上方是露出一半的，面积较大的中国传统窗框。窗框外部圆润、结实，内部是细格配以梅花图案的窗棱，略微泛黄的窗户纸糊在窗棱上，室内空间的想象和延伸感，透过这层窗户纸扩散出来，给了读者充分的遐想空间；

窗户左上部，是精细镂空雕刻，逥形旋转连接的木饰构件。构件向外延伸、挑出一根木棍，以悬挂“當”字招牌。窗框中部外侧，一根细小的璇纹木棍上，挂着一个精细铁丝吊起的、四面纸糊的粉红灯笼，灯笼内的烛光透在灯罩上，留下火苗闪烁的印记。

图案下方，是拓迹作者对“典当”的文字解释：“典当，主要以财物作为质押而有偿有期借贷融资的金融机构，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古老的金融行业，又称当铺，在历史上还有典铺、解铺、解库、质库、长生库、抵当所等不同的称呼，是现代银行业的雏形和源头。中国典当业初见萌芽于两汉，肇始于南朝寺库，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两宋，兴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复兴于当代”；

画面左侧，自上而下，分别是饰以虎头图案的长方形木质牌匾，上书一个大大的“當”字。牌匾下方，是从大到小，向右侧弧形倾斜的“一页当铺账本”（账本的形式，难懂的文字可见一斑）、“當字谱”（相当于当铺账本书法的密码本，供当铺员工学习用）、“當字谱”的其中一页、“當票”（收当物时，当铺给客户开出的用以提取现银或转账用的当票）；

再往下是天平、算盘、钱匣，均为当铺常用工具。画面中部有两段文字，上面一段描写当铺的牌匾“当牌又称幌子，当铺门前悬挂，以招示行业之标识，早开门挂出，晚闭市摘回来。祁县渠家后人渠荣禄先生讲，渠家把当牌幌子挂在离店六百余米的街口，无论春夏秋冬雨雪冰冻小伙计们天天如此扛着杆子摘挂当牌。”下面一段是对“當字谱”的说明“当铺有专门的行业识用字体可称为当谱，在写当票时和内部登记帐时，用这些特殊的草书、减笔或变化字。也主要是行外人难以辨认、摹仿、篡改、伪造，防止丢失冒领和不法当商来欺骗当户。”；

左侧下方的一段文字，是对当票的说明“当票，作为抵押物人赎取当物的惟一凭证，这就是“当票”。专门刻版印制以防假冒。当票上面印有当铺名称、地址、抵押期限、抵押利率等内容，交当物人收执，到期凭此赎取当物。当票可转卖。”

整个拓迹作品，以竖写的小篆字相隔，左详右略，當字牌匾、钱匣、窗户，构成了画面稳定的“三角”，一页当账、當字谱、當字谱一页、当票一张，自大至小，错落右倾，让稳定的结构中有了灵动；灯笼、天平、當字牌匾上方铁饰的轻巧，传达了厚重之中的雅致；粉红色的灯笼，當字谱上的红色贴纸，当票上的红色印章，相互呼应，在整体黑色的背景下，竟透出一丝温暖、安定的感觉，除了文图并茂地传达金融史知识，解密当商经营细节外，作者还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风雨飘摇中的温暖和希望

当铺的存在对百姓的意义又是如何呢？贫穷百姓求助于当铺的时候，往往是亟需用钱的时候，若家中无甚值钱物件，当铺的创新和因地制宜，无疑能解百姓的燃眉之急。如兰州西宁城北朝阳村的山西董姓开设的当铺，就因地处郊区农村的缘故，除收当一般的衣物、农具、生活器具外，还收当农民生产资料——粪土（肥料）。粪土在原地不动，成交之后，当铺在粪堆上插一木牌，上写已收当字样等，另外给一当票为据，俟春耕时农民将粪土再赎回。若青苗时节需要钱，也照此办法在青苗地里插一当牌，秋收时农民再赎回[10]。

当铺的这种创新办法，实际上帮助农民跨越了自有资产与所需金钱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然后把实物换成可以购买所需物品的金钱，让农民拥有了可以支配未来财富的权力，生产、生活的预算硬约束得以缓解，无形中平滑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农业生产也得以顺利进行。

有时候当铺的存在，还是百姓燃起生活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都知道清代山西人走口外，赚了大把的银子；其中从事中俄茶叶贸易的山西商人更是富可敌国。财富的示范效应和希冀财富改变命运的渴望，在茶商较多的晋中地区，有普遍的影响力。但是，穷人家的孩子走上这条路却无比艰辛，仅起步就遇到很多障碍。

内蒙古大学出版的《旅蒙商档案集萃》（蒙古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编，2009）[11]中就收录了祁县人编录的“山西茶商“创业难””之歌。一位不知名的编写人，编写了朗朗上口，生动细致，可读性很强的文字，再现了晋商学徒参与清代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走上创业道路的艰难过程。在《创业难》的第二段，作者这样写道：

“有钱的，不必言，无钱打点出外边。内地买卖工本少，论起盘缠三两串。心想将就上恰图，察听总得百串钱。投亲访友求引带，推推辞辞难上难。再三求，千万言，一但应承好喜欢。才喜欢，又愁烦，方欲起身无盘缠。思当衣，寻借钱，拾闹不来空手还。再思谋，无别言，只得拍卖做盘缠。或典房，或卖田，凑够盘缠才喜欢。为子只知出外好，谁知父亲实在难。一起身，离家园，抛闪父母在堂前。”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个普通百姓人家，要想支持孩子走上恰克图贩茶的致富之路，这起步的盘缠，就会把他们难倒。在寻亲、访友、当衣，借钱，最后还是“拾闹不来空手还”的情况下，最后只好“或典房，或卖田”，“凑够盘缠才喜欢”。这个时候，当铺就是百姓燃起希望的最后救命稻草，典房，卖地得到的金钱，是押上一家人未来的赌注。

试想，这样的人家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迈向当铺，如何敲开当铺之门，如何听任当铺对家产作价，如何在拿到当票时既有欢喜，又有对未来不测的紧张？这样的寻求出路之举，一定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的，或是寂静的午后，或是阴暗的早晨，或是沉睡的深夜，揣着风雨飘摇之心，换回一丝微弱的温暖，虽然不多，却也足够燃起希望。如此，对百姓已经足够，起码可以希冀未来，可以拼搏得有盼头。

我们的金融史书籍中，多强调当铺的高利和盘剥，事实上，大的当铺自古至今，月利均在2分至2.5分左右，当期三年左右。也许它们的利率比其他金融机构稍高，但是从绝对额来看，当铺赚到的金钱，盘剥到的利益，实在无法与大的金融机构相提并论。这么一想，这样的草根金融，实在也是民生的必需品，是应该存在，并且应该被客观看待的。

在这幅“當”的拓迹作品中，作者隐去了这种种的故事，种种的心理活动，种种的操作环节。但是，我们却能从倾斜排列的账簿、当票中，体会到风雨飘摇的感受；从“虎”头當字牌匾中，体会到百姓拿到金钱时滴血的心情；也能从粉红色的灯笼里，体会到就此一搏的希冀和生命动力。作者把贯穿“當”流程的室内物件摆放于室外，把各种形体和心理的活动，寓于颜色的跳出，物件形态摆放的静态传达之中。内置于外，动寓于静的深意，惟有细心体会，才能明白。

对当代草根金融的人文关怀

拓迹作者陈旭有着鲜明、深刻的当代人文关怀。他的这幅拓迹作品除了“让不能动的文物动起来”以外，还想表达什么呢？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陈旭先生。他首先肯定了“留住草根金融”这个标题，认为符合他创作的宗旨。他说有三点是他这幅作品希望表达的观点：一是“草”得在；二是“根”不能“拔”，也不能“烂”；三是“阳光雨露”不能少。下面是陈旭对这三个观点的进一步表述：

“草”得在

为什么说“草”得在呢？当铺能存在几千年，就说明社会上有它生存的土壤，有对它的需求。 就当代社会而言，典当行离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远，自2000年6月起，它就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隶属商务部，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存在了。所以，典当行不能算作当代的“草根”金融了。反而是过去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真正的“草根”金融，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说这些“草根”金融得让它存在呢？因为“草根”金融的资产负债规模，运营模式是与草根企业，草根农业的需求互相匹配和适合的。比如，一个农民开了一个馒头店，开店需要资金，大的金融机构看不上，只能找与它的需求匹配的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这些金融机构也因为自身资金和实力所限，也只能，或更擅长为这样的草根企业服务。

同时，草根金融对馒头店的支持，不仅仅有金融上的意义，还有社会稳定的意义。因为一个馒头店，很可能能养活一家三代10口人左右，那么这个社会稳定感，民生获得感，幸福感，不是都寄托在小小的馒头店上了么？从这点上看，“草根金融”的存在，对国家的民生工程建设意义就相当大了。近几年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草根金融”无孔不入，几乎变成“毛细金融”了，也有人称“普惠金融”，这也是社会发展需要，说明不论哪个时代，“草根金融”都有存在的必要。

“根”不能“拔”，也不能“烂”

真正“草根金融”的特点是：

1，资产规模小，所以要紧紧依附于它所在的社会土壤生存，对小微企业而言，“草根金融”就是金融体系的“滴灌”工程；

2，独立运营，善于创新。清代当铺的创新我们已经略知一二，历史上还有很多创新都来自“草根金融”。比如，山西寿阳在清代为留住来往客商的资金，独创的“克钱”理财模式，兼具存取款自由和获取投资利息的特点，与我们现在的银行理财不相上下；还有过去乡村里的“会”，就是百姓自发创造的互助金融模式，与孟加拉平民银行的功能可有一比；我国第一家金融IC卡指纹支付系统，就是1997年，我在城市信用社时首创的，还有幸获得了于光远签发的“全国软科学成果应用转化”奖，媒体报道说此创新是“银行存储结算手段的一场变革”；当代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更是目不暇接，这种创新性体现了“草根金融”的强大生命力；

3，即使遇到风险倒闭，“草根金融”因为其资产规模小，经营相对独立，对社会的影响不大，环境适合后，又会很快恢复，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生生不息的一道屏障。

但是，理想状态的“草根金融”越来越看不到了。原因有两点，一是“根”给“拔”了。解放后到1957年，这段时间，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在维持合作金融的基本模式下，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多种鼓励和支持，全国80%的乡村都建立了农村信用社，农信社对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1958年-1978年，农信社在行政的过分干预下，经历过几次下放到生产大队，又上收到国家银行的“折腾”。这么一“折腾”，农信社“合作金融”的根子给“拔”掉了，社员不管了，国家又管不过来；到后来改革开放后，出现大量的呆坏账，“根”给“烂”掉了，所以，又有通过商业化改制化解风险的一系列措施。

可是，商业化改制后，烂根的问题没解决，脱离草根企业的现象出现了，变成了农村资金的虹吸管，把农村的资金都吸到沿海开放城市了，农村金融的干涸程度日益加深；城市信用社，是1979年才出现的，全国第一家城市信用社于1979年成立于河南省漯河市（当时为县级）。

1995年末全国共有城市信用社5279家，城信社的存贷款规模占整个金融体系的7%和4%。因为一开始缺乏管理，所以部分城信社出现了背离宗旨的炒作房地产行为，造成金融风险隐患。为了化解城信社的风险，

1996年开始推动城信社改组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制活动。城商行规模越来越大，追逐大企业融资成为其必然的选择。所以，纵观农信社、城信社的发展，反而是“去草根金融”的过程。这样会带来什么后果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中小企业4成面临倒闭，为中小企业融资，支撑其发展，成为国家的一个大难题。现在的互联网金融，也有部分“异化”为“套路贷”的情况，亟需规范和管理，不能再走信用社的老路了。

“阳光雨露”不能少

“草根金融”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在金融体系中“数量大”、“风险大”、随环境变化“死亡率”和“存活率”都较高的特点。“草根金融”的风险问题，不是当代才有，从历史上看都是如此。别说“草根金融”，就连“钱庄”、“票号”、“银行”，这些在清代算是大的金融机构了，遇到危机时，一样风雨飘零，难以为继。这是金融体系的正常现象，不能不让风险和倒闭的现象出现，而是要在维持健康的制度规范和国家“阳光雨露”滋润的层面下手，不能放手不管，更不能野蛮操作，要适合“草根金融”的生长规律和特点。近几年，国家开始针对贫困户和小微企业发放定向贷款，就是一种“滴灌”的方式。

采访结束后的思考

采访结束，思考还在继续。一幅拓迹作品能在体现器物之美，传达知识方式之新的同时，还能引发人文关怀和当代思考，这样的作品，其社会价值也就基本实现了。

为了呼应作者的创作初衷，我们也从古今中外的实践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希望对“留住草根金融”，这一主题有所裨益。

《管子》的金融智慧

《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管子.小匡》），又说“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之为大治。”（《管子.国蓄》）为了“笼”住“石”民，《管子》强调国家要“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管子.轻重乙》），即国家把“货币发行”、“金融管理”作为其“轻重之术”的核心抓手，来协调国内外政治、经济、民生等多重动态均衡关系。

在给农民提供融资，保障农业生产的方式上，则以“限时”和“低利”两种办法，与商业金融按市场规则竞争，想方设法不让高利贷者把“石”民从国家手里抢走。上控金融总枢纽，下按市场规则办事，把握轻重规律，以“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管子.轻重甲》）的运筹帷幄之术，实现“来天下之财，聚天下之民”，“不籍（征敛）而赡国”[12]（《管子.国蓄》）的富国强民目标。《管子》一书，体现了中国古代金融的最高智慧，它对以金融方式在上下两个层面，相互配合，构建集“草根金融”和“宏观金融”为一体的金融体系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法国农业合作金融生态体系建设的经验

19世纪中期，作为欧洲农业大国的法国出现粮食歉收的现象，各界认为农民贷不到款是主要原因。于是政府成立专门的农业信贷组织，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但最终以成效低下而告终。但是法国农民挣脱金融困境的努力并没有因为政府方面的失败而停顿，一些互助合作信贷组织相继在农村产生，通过这些组织，他们可以绕过高利贷，以低息贷到农业生产资金。法国农民互助合作信贷的模式，与我国自乾隆年间就普遍存在的“会”的方式很相像，也与孟加拉农民银行的做法很相像。

19世纪末，法国农业现代化的呼声紧迫，人们认为地方化的信贷系统安排比中央银行的信贷安排更适合农村。于是，自1894年起，法国通过法令，允许成立农民自愿组织的小额信用合作社，满足农民短期贷款的需求。法律除了使合作社合法化外，还通过减免税收，规定其为国家发放农户补助贷款的唯一渠道等措施，来增强合作社的生存能力。

1897年，法兰西银行拨付农业部一笔专门的资金，用于农村信贷。一方面农业部与众多的小额信用合作社直接接触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小额信用合作社无法满足农民中长期的大额信贷需求。基于这两个原因，1899年法国通过法律，允许成立合作性质的区域银行，作为农业部与地方小额信用合作社的中介。后来法国农业信贷银行[13]成为法国农业金融系统中的最高层，通过利用越来越强大的农村和城市“互助金融”根脉体系输送低成本的金融资源，法国的农业金融生态系统逐渐优化，许多商业银行纷纷进入。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也于1988年实现商业化，成为集多种金融业务为一体的国际银行业巨头。

直到现在，法国仍把农业金融的成功归功于当时这个英明的决策——发现农村土壤中自发生长出来的“草根”金融，并通过法律使其在更大范围合法生存，又给予保护性的生长环境，使它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法国立足于农村实际的金融生态系统构建理念，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民国时期的山西合作金融经验

1932年，民国山西政府为了让山西从中原大战及世界经济危机双重背景下的萧条阴影中走出来，制定了集金融、铁路、实业为一体的“十年建设计划”，仅用了不足5年的时间[14]，就让山西经济活跃，民生改善，成为中国金融史上的一段佳话。为了重建战后金融体系，扩大货币发行，民国山西政府创造性地用“物产证券”配合“实物十足准备库”，作为省银行的发钞准备；并成立“盐业银号”“垦业银号”“铁路银号”，分别以运城盐业、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为担保发行货币，实现实业与金融的相互支撑，良性循环。

在“民国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管理事业体系”内，又创造性地通过“省钞发酵”、“土地担保农村信用合作券”的方式，实现货币发行的逐级信用支持，上下层体系间有机嵌套联系，并不失于省银行的总体控制的，稳健扩大货币发行总体规模的目标。“民国山西政府“层级嵌套，逐级支撑”的信用扩张模式”，通过经济金融一体化，系统化的创新，山西经济成功走出萧条泥潭，货币稳定，财富增加，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成为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典范。

总结

一幅拓迹作品，引发了我们对“草根金融”的认识和思考，慢慢看清了“草根金融”是金融体系中最基础的生态系统的角色。“草根金融”的发展，不仅要留住，还不能认为它们是“草”，就“草率”、“鲁莽”地对待。而是要把“草根金融”放在金融生态体系统的大环境中综合考量，让金融生态系统的根脉自上而下通畅健康，让草根金融之“根”深深植于民生的土壤，成为稳住国家“石”民的基本保障。

2019年12月10日-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部分，就重点强调“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15]等政策目标。可见拓迹作者对草根金融的判断与国家经济政策方向是相吻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值得期待拓迹作品中的“温暖”化为“暖阳”普照，期待“草根金融”成为“金融绿洲”。

备注：该文12月25日被中国新闻日报财经周刊、百度财经空间、今日头条商务中国、新华网财经观察刊发，新华网阅读量截止本文发稿已达29万。

参考文献

[1]孔祥毅.金融发展史纲[A].见孔祥毅文集（八）[C].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333

[2]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541

[3]黄鉴晖.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都是货币经营资本吗[A].黄鉴晖选集[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8.220~228

[4]孔祥毅.民国山西金融史料[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102

[5]《管子》（小匡）（国蓄）（轻重甲）（轻重乙）诸篇

[6]http://www.yicai.com 第一财经，2019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题报道

[1] 陈旭，男。中国古典金融及晋商文化研究学者、山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收藏家、拓迹艺术非遗传承人、摄影家。

[2] 孔祥毅.金融发展史纲[A].见孔祥毅文集（八）[C].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333

[3] 苎，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皮含纤维质很多，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可做绳或布。

[4]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541

[5]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公布《省官制》，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主管一省民政。多数由省军政长官兼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废巡按使，改称省长。

[6] 参考黄鉴晖.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都是货币经营资本吗[A].黄鉴晖选集[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8.220~228

[7] 丽如银行为英国皇家特许银行，先后在香港(1845年)和上海(1848年)开设了分行，是最早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

[8] 中国通商银行简称通商银行。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

[9] 参考孔祥毅.民国山西金融史料[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102

[10] 参考孔祥毅.民国山西金融史料[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102

[11] 蒙古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编.旅蒙商档案集萃[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12] “不籍（征敛）而赡国”，出自《管子.国蓄》。指国家不用向老百姓征敛，就能富国强民的治国之道。

[13] 1920年，设立了国家设立了行政机构——“农业信贷管理局”（Office National du Crédit Agricole）负责财政性农贷资金的发放和为区域和地方银行的中短期贷款进行再贴现的业务（它通过法兰西银行进行再贴现）；1926年，这个公共行政机构正式以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aisse Nationale de Crédit Agricole (以下简称CNCA)）的身份从事金融业务，成为法国农业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最高层。

[14] 因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山西而中断。

[15] http://www.yicai.com第一财经，2019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