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4日，由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办的“商帮、区域经济与边疆构建”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来自华东政法大学、北方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山西大学和山西财经大学等国内外十余所高校及部门的三十余名学者和年轻学子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乔南副院长主持。山西财经大学副校长马培生教授，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著名晋商研究专家、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正明先生，山西晋商文化基金会会长、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李茂盛，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闫立宏院长先后发表致辞。他们既表达了对本次会议圆满召开的祝福和对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更对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以及晋商研究的发展思路和未来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殷切的期望。

随后，本次会议特邀山西大学的石涛教授和山西财经大学的张亚兰教授进行了主旨演讲。石涛教授以“从文本解读到解读文本——新文科背景下商业史研究方法之讨论”为题，基于对目前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新文科背景的介绍，强调了传统文科专业的重组和跨学科教育对于商业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他以西方的碎片理论为例重点指出，在对碎片化的文本的释读利用中，必须寻找合适的逻辑去发现不同碎片之间的关联，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在这一寻找过程中，新文科可以提供必要的方法。在他看来，新文科的出现，可以借鉴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史料解读方式，给各种研究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张亚兰教授的主旨发言题目是“关于山西票号命运的思考”。山西票号的衰亡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之一，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亚兰教授通过对传统文献的重新梳理和分析，从近代金融史的发展角度出发，对于以往的各种观点，尤其是认为山西票号没有改组为近现代银行导致了山西票号的消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她的分析表明，19世纪以后的社会断层是导致山西票号衰落的重要原因，这种断层包括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合力牵拉，而更重要的则是清朝国势的衰微，最终导致附着于清代社会的山西票号难以避免衰亡的命运。

在接下来的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不同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在近代中国边疆的构建和形成中，商人和商业发展在其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围绕着这一主题，北方民族大学的勉卫忠教授以清代青海为例，探讨了在青海与内地的整合过程以及青海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商业发展，尤其是具有青海特色的皮毛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王泽民的报告首先强调了山西商人在清代北部边疆地区民族贸易和城镇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着手，指出晋商也是内地文化在草原地区的传播者和沟通草原与农耕文明的桥梁。梁金平基于对蒙藏委员会和日本所藏文献的利用，探讨了旅蒙晋商和张库大道之间的关系，张库大道的形成及线路的分布。贾瑞和咸增强将中俄恰克图贸易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分析了在不同时期，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中俄经济发展和经济需求的不同。马秀英基于对清代吐鲁番档案文献中存在的借贷契约、账册及相关案例的分析和利用，从借贷类型、借贷内容和借贷利率等方面着手，介绍了清代吐鲁番地区存在的借贷现象及清朝对此的管理，认为可以反映出清朝在吐鲁番施行的因地制宜和因俗而治的统治理念。张晋的研究关注了处于明代农牧交错带上的、体现明朝国家权力的重要边城大同，指出明朝官方试图通过把大同塑造成为区分农业与游牧文化的边界，以此来吸引草原游牧部众的归附，使之成为蒙古人前来归降的通道，但与此同时，大同城也成为蒙古骑兵南下劫掠的首要边关。

商业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对新资料的发掘以及对传统史料的再解读，一些与会代表的报告既不乏新资料的研究与利用，也不乏对传统史料的深度挖掘和再解读。周亚以早期山西票号日新中的月清账为中心，考察了日新中的经营实态， 指出日新中的主营业务为汇兑，附带业务为捐纳和捎货。徐俊嵩以山西皮毛商自诚公记账簿为中心，对自诚公皮房账簿的流传、性质、形制及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论述，并从物价、银钱及洋钱兑换价、员工薪酬等方面论述了其丰富的社会经济史价值。闫浩重点考察了日本律令时代的官厅会计账簿——正税账与出举账等，寺庙庄园时代的会计账簿——庄券、年贡散用账和纳下账等和商人时代账簿——日记、大福账、买卖账等账簿，通过对账簿记录体系及结算体系分析以及对各时期计算技术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探讨账簿技术的转换和变迁。杨波从方法论的视角出发，重点介绍了日记、规程与碑刻等多种资料在商业史研究的综合运用与相互印证。高莹从晋商契约出发，认为晋商商号股份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两重性，前者是股份制的本质属性，更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后者使商号的股份更具有人情味，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建构起股份的二重属性，也共同促进了商号业务的发展。

商人群体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晋商得到了部分与会学者的重点关注。韩玮重点探讨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山西商人历史地位的形成和历史空间的开拓，以及在此过程中政府和政治因素对于经济活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微以票号和联号制的关系为例，以新闻传播为研究视角，从媒介的角度探讨了票号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杨建庭则聚焦于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山西会馆，指出该会馆成为了山西商人的专用码头，山西商人以此为枢纽，贯通了从南往北通向长城沿线和草原地区乃至恰克图的贸易。李珂的报告基于对今人较少使用的俄文史料的使用，以近代中俄茶叶贸易为切入点，介绍和研究了俄国人视野下的晋商群体在沟通中俄茶叶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薛秀艳和郭娟娟两位学者则分别以著名的渠家和清末至民国年间在归绥的代表段履庄为例，讨论了逐渐步入衰落阶段的山西商人的命运问题，指出很多山西商人也在努力进行转型，以求融入近代化的洪流。在晋商之外，其他商人群体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牟军选取了滇商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在历经列强入侵的民族灾难之后，许多滇商所表现出的对民族国家的维护和责任担当。张诗波则以清代前期直隶的商人群体为例，认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加快了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促进了商业市场和城镇的繁荣，而且，也推动了直隶农村社会的风俗嬗变。

明清时期山西的地区经济和城镇建设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一些学者探讨了商业发展在其中的作用。张爱明指出，晚清至民国时期，受山西经商风气的影响，晋中农民普遍兼营商业，形成了“半耕半商”的家庭经济，对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缓解乡村危机、促进社会流动和调剂农村金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心颖以乾隆朝稷山县为例，根据史料所载当地的耕地、田赋和人口情况，运用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估算出了稷山县的农业人口数量、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耗量等数据，认为乾隆年间稷山县的粮食商品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当地具有很强的农业生产能力和一定规模的粮食市场，这与以往对山西经济滞后、自给自足的普遍假设并不相符。张林峰、苗美玲和白宏的文章则基于对碑刻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明清时期山西各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及其社会辐射作用。张林峰首先对作为晚明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的“镇”的发展进行了介绍，随后以出产丝织品闻名的高平米山镇为例，介绍了该镇从一个普通居民点向商业色彩浓厚的“镇”的演变，从明中后期的丝织手工业中心发展为清代的一个集牲畜交易、丝织业和冶铁业等综合发展的经济中心。苗美玲和王磊从平遥白云寺碑刻资料入手，指出寺庙在古代逐渐发展成为乡村主要的经济、管理、组织、信仰的交流和服务中心，既反映了寺庙所在乡村的日常生活，又将当地与平遥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白宏考察的是山西平鲁商贸经济的发展。他指出，由于毗连山西和内蒙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平鲁在清代因而成为两地商业物资交流的重要舞台，促进了当地商贸的迅速发展，足迹遍布整个西北，甚至发展到了俄罗斯。

此外，王红曼考察了近代票号的社会责任，指出票号既有承担其社会责任的一面，也有其责任缺失的一面。李园园认为应全面审视和激活沉寂的老字号品牌资产，进而提升其竞争力，这不仅是使老字号品牌走向国际舞台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老字号品牌管理中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韩笑、田慧卿在梳理清代四川方志的基础上，结合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对打箭炉一带的考察资料，对土引涉及的起止时间、政府管理、变化及原因这三方面问题进行考证，力图勾勒出清代土引的全貌。封磊通过对清代地方志对民间复仇案例书写的考察，梳理中国古代社会血亲复仇的伦理基础与法制脉络，并以复仇的法制化脉络为路径，归类复仇书写的类别形态及其相应的书写特质。纪海龙对明代将领马芳的著作《战功私录》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认为该书是研究马芳军事作为的珍贵史料，可补正史之阙。余龙通过探讨社仓兴建、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展现了明清交界区商绅在地方社仓发展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