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头，引领一时风骚。近代商会通过对商人的区域和 行业整合，在维护行业秩序、参与地方社会、保护民族 经济、协行政府财经政令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其中也有商帮的影响存在。当代异地商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综合了传统商帮的文化认同和 近代商会的组织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竞争使各地开始寻求其商业 文化的历史资源，试图从文化上打造富于竞争力、创新 性和团体精神的地区企业家群体，培育全国性甚至跨 国性影响的企业集团。历史上商帮的经营成为其神往 的目标，前辈先贤的经营智慧、商业伦理，开始为当代 的政府管理者及企业经营者津津乐道。如湖北的媒体 近年就对浙商和鄂商进行对比，归纳 “鄂商精神”，而 历史上湖北商人外向发展动力及群体互助精神不足则 被批评。到 2010 年，湖北省企业发展促进会、省荆楚文 化研究会联合举办首届楚商论坛，会上正式宣告改“鄂 商”为“楚商”［3］。这一改名行动背后的主导力量实际 上是湖北工商界，根本原因是认为“鄂”字形音不佳， “鄂”字偏听偏信，亏则是亏欠，改为楚则可弘扬楚地文 化，连接历史。这一说法得到湖北地方历史文化专家 的支持，最后得以更名成名［4］。2013 年，成立了楚商联 合会，并将建立楚商基地( 楚商购物和楚商服务中心) 、 成立楚商银行、打造楚商投资集团作为其首要工作［5］。 又如，江西倡导复兴“江右商帮”的辉煌，山西商人以 “晋商”精神相号召，河南称“豫商”，河北称“冀商”，安 徽商人则倡导“徽商”。乡土、历史与文化的连接，可以 强化同籍商人的心理认同，提升与乡籍地的情感纽带， 更重要的是由此提升社会与市场的关联信任度，扩张 其社会资本，并由此而促进合作共生事业的发展。各 地商会联合会共谋举止，推动企业家们联合进行投资 及经营，正是由“义”而及于“利”的过程。

传统乡土及商帮观念强化了异地商会建立的心理 基础，最为重要的是基于乡情认同而产生的信任关系。 但也要注意到，现在异地商会并非是传统社会旧商帮 的简单回归。从时代特征、发展机理、组织结构到职能 运作，两者都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异地商会来说，如 何在现代社会中扬长避短，既发挥乡籍团体的独特优 势，又能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参与到各类市场网络之中， 将决定其生存空间的大小。

三、异地商会成立的政策及法律要因

异地商会是在地方政府及异地经商的企业家的共

同推动之下成立的。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它实 际上也是一种现代社会制度安排，是政府与商人群体 集体理性抉择下的组织化产物。当商人及地方政府明 显意识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及其对异地商会的 制度渴望之时，便纷纷互相效仿并制定出各自的发展 目标，使这一组织由初期的“联谊会”、“办事处”发展至 常设的社团法人，由自守一隅发展至连接四方，成为跨 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国家及地方的政策不仅予异地商会以合法性支 持，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影响着异地商会的组 织形态。在国家法律层面，1998 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所有社会团体成立的登记管理 和一般日常管理进行了规范，但内容上依然过于原则 和笼统。2003 年，民政部出台《关于异地商会登记有关 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设立原则及会员标准，简单说就是 “登记在省、试点先行”。登记在省，是强调以省籍为范 围，以便于系统管理; 试点先行，是在法律定位尚不明 确的情况下，允许各地自行探索。该意见颁布之后，促 进了省籍异地商会的迅速发展，但同时其组织原则在 实际中又未得完全贯彻。强调登记在省，但以市县籍 为范围的异地商会并不鲜见。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原 因，是因为在该意见出台之前已经存在不少此类商会。 在该意见出台之后，各地方政府有些无视规定，仍支持 此类商会的建立。依登记在省原则，就是一省一会，各 市县则可设分会，但实际上演变为“一地一会”。强调 会员单位不能吸引个体会员，防止商会异变为同乡会， 但大多民营企业之企业主和经营者合一，企业会员与 个人会员并无本质区别①。严格来说，意见的规定仍过 于简单，在设立的程式、组织原则、管理体制等方面，都 缺乏更为细致的条款。该意见的积极意义在于体现了 中央部门对于这一新生事物的开放态度。

此后，天津、山东、湖北、广东、云南等省市及南京、 苏州等地都制定了关于异地商会的政策，支持商会的 创新发展。各省、市出台的关于商会、行业协会的发展 或管理办法，也有不少条款涉及到异地商会，如《浙江 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上海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 规定》、《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等。湖南省的异地商会 发展势头良好，是与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支持 分不开的。2010 年，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下 发《关于加强湖南异地商会建设支持湘商发展的意 见》，肯定湖南异地商会为推动湖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作出的重要贡献，将异地商会视为作为塑造湘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