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见乾隆《河东盐法备览》，( 清) 蒋兆奎撰，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卷十，艺文。

③ 见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 清) 言如泗修，( 清) 熊名相纂，序。

④ 见雍正《敕修河东盐法志》，( 清) 朱一凤纂，清雍正五年( 1727) 刻本，卷八，运城。

⑤ 见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二，风俗。

⑥ 见乾隆《河东盐法备览》，( 清) 蒋兆奎撰，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卷二，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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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控制的产业，其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决策。 河东盐池的生产和运销一直是政府垄断或控制 的。战国时，齐国管仲把盐政视为强国富民之第 一要务。秦汉之前大体不征盐 税，但 有 盐 贡。

《汉书·食货志》记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盐铁 之利二十倍于古。汉武帝刘彻为了增加中央财 政收入，采纳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的建 议，把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行业收归政府垄断 经营，在盐铁产地任命大盐铁商担任盐官、铁官。 元狩猎四年( 公元前 122 年) 制定盐法，东郭咸 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此为中 国专卖之 始。以后历代盐池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只在政府 经营不济的时候有过“畦归商种”和“课归地丁” 作为产权上一定程度的放开。

因河东盐业的国家垄断性质，政府是主导河 东盐区形成产业集聚的推动力。政府集中劳动 力、资金、商人，制定管理规范机制，以政府利润 最大化发展河东盐业。因此，河东盐业是政府利 用其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服务于政府而 形成的产业集聚区。这可以体现在招商、盐业管 理机构和盐官设置，以及为维护盐丁和盐商的稳 定而开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机构上。纵观政府对

河东盐区的盐务官吏与官署设置①，运城盐务官 吏的设置从元至清逐渐完备，政府对河东地区盐 业发展的重视可见一斑。

( 二) 河东盐区产业集聚形成的熊彼特产业 创新理论解释

熊彼特主要是从创新角度来解释产业集聚的。 熊彼特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同时创新则有赖 于产业集聚。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 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 现。［4］河东池盐生产中技术的革新跟盐业经济的繁 荣也是分不开的。技术革新需要河东盐业经济给 予资金支持和动力诱导，反过来技术的创新增加了 产业发展竞争力，进而又促进了盐业经济继续发 展。可见，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创新有赖于产业 集聚。河东池盐生产技术的革新过程如下: 天然结 晶，集工捞采→垦畦浇晒→雇工捞采; 招商经营，坐 商、运商分化→滹沱河卤井设备。

唐代以前，运城池盐的生产属于天日晒盐，

自然结晶，集工捞采。这对自然条件的要求非常 苛刻，只有温湿度与盐水浓度都达到特定的要求 加上一定的风力才能天然结晶成盐。这种条件 下盐的产量和质量都得不到保证。唐代出现垦 畦浇晒法，极大地改变了潞盐的生产方式，增加 了盐产量，提高了盐品质。按照熊彼特的产业创 新理论，这种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唐代盛世手工技艺的提高，产业有 了一定的聚集，唐代盐产量猛增。而且，当时由 于实行雇佣工人代替劳役性质的盐丁，盐丁的收 入和捞采量挂钩，刺激工人进行技术革新以提高 收入。另一方面，垦畦浇晒的出现大幅度提高了 潞盐的产量和效率，更促进了产业的集聚。

二、河东盐区产业集聚产生的城市化效应

产业的集聚对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影响体现 在: 其一，在一个区域内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 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分开。其二，一个 国家内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特定地域范畴的集聚 导致产业地方化。其三，在国际范围内，某种制造 业或服务业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 专业化。［5］河东盐区的盐业集聚体现在前两个层 次上。元明清年间的池盐业在河东地区集聚，导 致河东地区成为全国独有的潞盐产地，池盐业在 河东地区的集聚最终促进了运城的兴建与繁盛。 在第一个层次上，河东地区的农业与池盐生 产、运销以及商品百货、餐饮旅栈等服务业为代 表的第二、三产业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 分开。集聚和离散是分不开的，要素在一个地方

的集聚便意味着该要素在另一个地方的离散。 运城盐业的产业集聚便影响了附近村镇的自然 经济。元末明初，运城只是河东地区的封建盐政 中心，负责管理附近州县盐丁的徭役性劳动。但 到了明中叶，特别是清前期，运城不再只是政治 色彩浓郁的盐务专城。随着盐池生产经营形式 的改变，盐户编籍制度的裁革以及雇佣劳动制度 的实行，运城附近乡村涌现了“遂今此间人，不省 重农 桑，以 盐 为 世 业，以 盐 充 储 儋 ”② 的 场 景。 “( 过去) 穷人无所归，皆食力于农，今大半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