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该文原载于《光明日报》1961年5月22日第4版。署名“杨荣晖”乃杨士英、荣韫瑶、黄鉴晖三位作者的合作笔名。“□”代表因原件残损而难以辨认的文字。
票号是我国旧式信用机构之一。它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故名：“票号”、“票庄”、“汇兑庄”；同时，因为票号为山西人所经营，故又有“山西票号”、“山西银行”、“西帮”、“西客”等称号。票号早已存在，在新式银行未设立前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曾是我国金融事业的中心，承受公私款项，起着代理国库的作用。因此，研究山西票号的问题，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发表一些初步意见，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山西票号”是一种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金融机关。它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十八世纪末叶（清乾隆时代），我国商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版图生齿，倍于雍正，承平日久，民力饶裕，工值廉，物价平，富商大贾，满于海内。”[①]国内商业的发展，是同国际贸易、主要是鸦片的侵入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我国原料的掠夺相联系的。那时，我国通行银两，埠际间货款清偿，主要依赖标局运现。但是，嘉庆道光之后，由于国内多事，道路不宁，路失被盗，多为商人所顾虑；加之标局运现费用昂贵，于是提出信用拨兑的要求，这是票号产生的经济基础。为什幺票号一开始就为山西人经营呢？这主要是当时山西人经商多的缘故。因为“高利贷资本的发展，是与商人资本的发展”[②]结合着的。清朝初叶，山西人以信实、耐劳之特征，已经商于各地。到清朝中叶，山西人在华北、东北、西北以及两广、两湖等地经商者，“几无县不有，无地不见，”大有独占垄断之势。这种情况就为票号的创立，在资本、市场与信用、培养人力等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
票号产生于嘉道时代，根据现有资料，第一家票号，为平遥县日升昌。其前身为颜料庄，经营铜绿，往来于京津与四川之间，获利甚厚。经理人雷履泰与股东李姓合议，于1824年（道光四年）改组为票号。日升昌于1824年专营票号业，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一）该号悬挂之牌匾年代；（二）平遥县文史馆馆员石生泉先生亲眼见过的日升昌“万金帐”。
但是，过去有些中外学者从臆度出发，对票号产生的原因与时代作过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论断。
第一，以艾约瑟为代表，包括丽格尔和马寅初等人，认为票号远在隋末唐初就产生了。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山西出产盐铁，“以盐铁在外省换得之现银，不可无特殊之机关以任运送保管之责”,所以“到公元六百年唐朝的时候，”“或八世纪组成”票号。“山西票号的票据流通的范围很广，远在纸在发明以前便已信用卓著；在那时候票号的票据还是写在竹牌和皮子上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