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对生产的破坏作用是十分严重的。这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说明：

第一，汇解京协各饷是票号充当清政府剥削人民血汗的有力助手。随着清王朝政治的日益腐败和财政亏空的日益严重，苛捐杂税日益增多，票号一面把这些税款，汇至京城、边陲和各地，做为清王朝用以屠杀和剥削人民的经费；另一方面在省关各库苛征不齐，上解困难的时候，它又直接予以“垫解”，更加重了清王朝对人民的剥削。

第二，贷款给清政府和官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票号资助政府和官吏度过财政困难，便于进一步统治与剥削人民；另外贷款所收入的利息又必然落到人民的肩上，使小生产者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第三，因为票号与官吏关系密切，或者通过“择垫官吏”的借款办法攫取了各省关道库的银两收交，从而成为官吏贪污赃款的存储和转运机关。在法律上，清政府官吏也是不允许贪污的。票号为了给他们保守秘密，普遍设立了“堂名”存款户，本银与利息，不仅可在存地提取，在他地使用也很方便。赃款转移，则是票号的本分。所以在汇兑中，某某“大老爷”宗项不少。光绪八年的云南贪污案和阜康票号的倒闭中，都可以看出票号的这种作用。仅阜康票号为协办大学士文煜所存的贪污赃款就有七十余万两之多。官吏的赃款，无疑也是从小生产者身上榨取来的。

第四，票号作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也对生产发生了破坏作用。当帝国主义侵入的初期，也就是商品倾销时期，它与广州十三行相配合，把货物运到内地，把银两集中到口岸，做着榨取小生产者血汗和摧残手工业者的帮凶。当帝国主义由商品侵略进入政治侵略，瓜分领土，索取赔款之后，票号又把人民的血汗——负担的赔款和借款，从全国各地汇集上海，交给帝国主义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