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商业革命中崛起

商代，山西地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特别是封国和方国的封地中心，“比如今长治市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部、平陆县北、石楼县，都为商人们开辟了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统辖范围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贸易之地。他们用珠玉、饰品、食盐、织物、牲畜、毛皮以及奴隶等进行交易；酒不仅是当时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也是社会下层普遍需求的商品。当时有所谓“屠畜易酒”之说，这大概指的是一般平民”[8]。因为那时太原地区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叉地带，这对商品交换流通影响很大。由于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物的物品种类由宽泛变得简约，在山西地区，有当地农具铲子，有打仗或者自卫用的刀，有纺轮，也有来自海边的装饰品海贝，海贝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兽骨、玉石磨制骨贝、石贝，青铜出现以后，就用青铜仿制海贝。1971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掘出铜贝109枚，海贝112枚。[9]证明商代时，山西已经开始使用了铜铸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国经济富庶，手工业发展，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繁荣。晋文公（公元前697－前628年）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政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订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10]，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商旅沿途往来安全。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11]在太原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所以商人们在那里也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中提到这些暴发为巨富商人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12]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轵（济源）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13]可见山西已经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商品交换的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前述1971年保德林遮峪商代（公元前1600－前1100年）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600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500到1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