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商业革命中，晋商始终站在潮头，开辟了穿越蒙古沙漠瀚海的中国到欧洲的茶叶之路，其活动舞台遍及国内以及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家，创造了帐局、票号等多种金融机构，其财富积累、组织制度、管理技术等，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各大商帮之首，为商业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从工矿业看，1405年（明永乐三年）至1434年（明宣德九年），铁产量由114万斤增加到833万斤，增加近7倍。1461年（明天顺五年），仅山西阳城一县产铁就达700—900万斤，已等于17年前全国的铁产量。[36]从农业上看，鸦片战争前全国粮食产量中商品粮约占10.5%，值银16333.3万两；全国棉花国内市场商品量316万担，占30.6%，减除进口商品棉60.5万担，国产棉花商品量255.5万担，占产量的26.3%，值银1277.5万两；全国棉布消费量，国产棉布自给占47.2%，国产棉布商品量占52.8%，值银9455.3万两；全国丝产量，商品量占92.2%，值银1202.3万两；全国茶叶国内消费量200万担，出口茶60.5万担，茶叶产量等于商品量，为260.5万担，值银3186.1万两；全国食盐产量也是销售量，为32.2亿斤，值银5852.9万两。[37]
鸦片战争前，非农业人口2000万，占5%。[38]在非农业人口增加的同时，城市的发展很快。据史料记载，明代宣府镇“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庄、苏杭罗缎庄、潞州绸庄、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棉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39]至于北京，不仅人口增加，店铺林立，而且商业行会组织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成立于明中叶的很多，如山西平遥颜料商所建立的颜料会馆……当在明万历以前。……还有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建立的临襄会馆。山西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等五行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亦称临汾乡祠）。山西临汾商人建立的临汾西馆。山西潞安州铜、铁、锡、碳、烟袋诸帮商人建立的潞安会馆。浙江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陕西关中商人建立的关中会馆等。”[40]到清中期，不仅南京、苏州、扬州、广州、泉州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就连张家口、包头、伊犁、库伦、科布多都成了有名的商业贸易城市。包头谚传“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复字号是指祁县乔家的商业网络；辽宁谚传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是指太谷曹家；还有西宁的“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等。
东南方面是海上贸易，以广州、泉州、厦门、福州为中心，与交趾、泰国、马来半岛、爪哇、菲律宾、日本贸易。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亚洲区域内的贸易网，主要是由中国和印度商人到各地去进行贸易而形成，并由此构成相应的结算网。”[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