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说：“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教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西汉末、东汉初年。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假“丝绸之路”之便而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17]两汉时期，山西地区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除了盐铁及其它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七十六载：“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18]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
西晋（公元265－316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公元398年）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四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公元550－577年），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以至西域诸国贸易往来。甚至城内出现了依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晋阳地区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1999年7月9日，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证，虞弘的祖先出自西域，他从其父起就已经转变为或者依附于一个柔然的部落，成为柔然手下的官员，曾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北齐时作为使节来到中原。不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后启用了他，随后又在北周、隋朝受到重用，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食邑达到了六百多户之多。在他59岁时，卒于并州（太原）。虞弘在公元579年前后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由于职责特殊，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这就是虞弘。[19]在虞弘墓出土地5公里外的太原市王家峰，有一位北齐将军徐显秀的墓，墓内壁画墓主人仪仗队中也有胡人形象。太原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晋阳向西与灵州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天然的地理优势，山西地区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山西始终参与了与西域文明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风俗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晋阳商业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