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亡后，北洋政府铸袁世凯头像银圆，俗称“袁头币”，它逐渐把“龙洋”挤出市场。1927年，国民党政府铸孙中山头像银圆。但此时银两仍旧在使用。直到1932年，国民党政府实施“废两改元”政策，才完全废除银两，统一使用银圆。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自1935年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主钞票亦视同法币）。白银不许流通，只允许和法币兑换，以此收归国有。至此，从法律上停止了金属货币的流通。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各革命根据地，也建立了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

从货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货币和商品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也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关。国家统一，政治巩固，货币制度也稳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反之，在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的情况下，货币制度亦随之十分混乱。

在货币制度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其它金融活动也在发生和进化着。信用活动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了，在货币产生以前就已存在，在货币产生以后，信用则以实物或货币两种形式进行。到春秋战国时期，借贷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左传》、《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中都有记载。战国时期专业高利贷者被称为贷家、子钱家，富商大贾也兼营高利贷。债务凭证是以书面的“券”的形式出现。“券”有长有短，长的称质，短的称剂，竹木制成，上有借贷字据，一剖为二，债务人持左券，债权人持右券，《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有“操右券以责”之语。券又称傅（符）别，傅指合券，别指左券或右券。这说明民间的借贷比比皆是。相传为周公所作的《周礼》一书中，还提出了官营借贷的主张。他设计了“赊”和“贷”两种业务，是最早的官办信用的方案。“赊”是指个人的赊买和国家的赊卖，在约期内无须计息，逾期则须计付利息。赊销只用来置办两件事，一是祭祀，二是丧事所需物品。期限前者不超过10天，后者不超过3个月。“贷”与赊不同，必须按不同的档次计付利息。在放贷时要审查抵押物品的品质与数量、举债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和个人品质等事项。专营官办赊贷业务的机构被称为“泉府”。官办信用是对民间高利贷活动的限制。两汉时，高利贷活动继续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记载：“吴楚七国起兵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关中”。高利贷者被称为家，足见它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且高利贷已成为一种专门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行业。无盐氏则是其中最具头脑、最善玩巧的一位代表人物。司马迁对高利贷者的评价毫无贬义，认为是“不害于政，不妨百姓”，靠“取与以时”，可资后来者效仿的楷模。他是我国公开承认高利贷合理性的第一人，较欧洲早了1800年。但对于高利贷的态度，反对者是非常多的。隋唐时，官营高利贷资本被称为“公廨本钱”。公廨本钱的始置年代，《隋书.食货志》载：“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买卖）生利，以给公用”。从“先是”，有学者推测可上溯至北朝的魏、齐、周时代。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开始正式设置公廨本钱。公廨本钱的息钱的用途是作为官吏薪俸的来源，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经营公廨本钱。利息率虽低于民间的月息10%，但养活如此众多的官员，可见其规模之大。自然，这种与封建政权相勾结的高利贷资本，带有超经济剥削的性质。宋朝王安石变法，在青苗法和市易法中皆涉及到官营借贷的问题。而在民间，由于中国深厚的自然经济土壤，高利贷信用都一直广泛地存在着，一直延续到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