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是票号变成外国资本主义深入内地进行经济侵略的信用工具的时期。五口通商后，票号势力开始向南方伸展，上海、广州、厦门、汉口相继设立分号，并与广州“十三行”[③]相配合，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外商通过广州十三行把鸦片和其它商品运销到内地，票号把内地的银两汇集于各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现银的运送机关。票号的这种作用，与它的汇票起着信用货币作用是分不开的。汇票也被称为“土票子”，虽然写有抬头字号、人名和交银日期，但由于票号信用较佳，社会上都相信得来，往往转手与人，流通于市面，而不急于如期提现。这时，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票号也就带上了殖民地的色彩。
三、从太平天国革命到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前的时期，是票号由普通商业向清政府财政金融机关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1850年～1893年和1894年～1900年两个阶段。在1850～1863年，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和被清政府镇压而失败,票号得到了较大发展。在太平天国初期，作为封建金融贵族的票号商人，对革命是害怕与仇恨的，因之积极缩小业务，收撤分庄，裁汰人员，以避免损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担负着军饷调拨，“兵□□饷，功获告成”，为清政府官吏所欣赏，从而不仅攫取了各□□之藩运司库的银两收交，而且票号经理人被封官赐禄。正□□票号与官吏来往密切，从1864年以后，票号几乎垄断了京□□协款的汇解。同时，也正因为与官吏关系密切和一些其它的经济原因,在这一阶段里,虽然在京官吏和户部曾多次上奏清□要停止票号汇兑京饷，要求各省一律解送现银，但并未动摇票号汇解京饷的局面。就拿户部来说，也是一面上奏停汇，一面又允许各地继续交汇。
票号在这一阶段，通过汇解京饷，取得大量的可用资本，开始了或者增加了对钱庄和大货行的贷款业务，票号成为钱庄资本唯一的融通机关，形成了全国金融中心。仅上海一地票号对钱庄的放款，就有二、三百万两。放款增多，获利甚厚，不仅山西人群起仿办票号，而且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南方也办了票号，开始形成“西帮”与“南帮”两派。到18□□年，山西票号大约发展为三十七家，南帮票号也有了六家，可谓票号的大发展了。但是，范椿年却说：“咸丰、同治时代，因时局之纷乱，曾停顿将二十年”，所以咸、同间为票号挫折停顿时期。[④]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一阶段，票号所以大有发展，还由于它是曾国藩“清室中兴”政策的运转机关。通过代办“官捐”（清政府的卖官制度）和择垫官吏，插足于政治舞台，有了相当的政治权力后可以运动官缺和驾驭官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