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收入而外，还有代捐“官衔”的手续费收入。总之，这一切使票号能以少量资本取得很大的利润。与资本比较起来，票号利润常常为资本的好几倍。例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三十四年分红时，原资本只有十八万两，而帐期（四年一帐期）分红时（除去一切耗费），净得余利七千四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二十五两，相等于资本的413.08%。必须指出，票号剥削收入，看来虽然来自清政府、官吏和钱庄等，但终归要落在小生产者的肩上。
第四，组织上和用人制度上的封建性。票号为独资或合资的无限责任制的组织，资本、业务、用人一切均归总号，实行中央集权制，大权操诸总经理，形成封建家族式的统治。业务经营与号内一切事务，既不请示股东，更不同号内职工商议，由经理一人垄断。
票号用人，除须有人介绍外，盛行学徒制度。对学徒的遴选，无奇不有。学徒条件，一般都要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废，语言清楚，举动灵敏，会珠算，精楷书的小青年；有的票号除此条件而外，有用创业经理遗留的鞋子，试学徒之足，合适用之，反之不收；也还有用帽子、衣服作为量才的。
此外，票号对职工统治与剥削的封建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票号对职工的统治有下列几种情况：1、职工的商保制度；2、住外一班三年，不准回家；3、对号事没有发言权，即便有意见，只能写开口信；4、制定了许多苛刻的禁律，如不准帶眷,不准私自往家寄东西和信件，等等；5、更封建的要算票号笼络职工的“顶身股”的办法，它用这条绳子把职工拴住，终身为资本家“效劳”。
票号对职工剥削十分严重。职工虽然终日劳动至深夜，但工资是菲薄的。职工一般每年只有三、五十两的劳金。学徒在一至三年内，最多不过一年十几两，起初只有二两或四两。学徒不仅在业务上供使唤，号内一切勤杂工作都要承担。
票号还表现了严重的保守性。如在业务上坚持存放汇率和汇兑款额限制，坚持只重信用不做抵押等等。这种保守性使票号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也阻碍了票号向资本主义银行的转化。
票号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两重作用。马克思在论述高利贷两重作用时指出：“第一，一般地说，它会在商人阶级旁边，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会把劳动条件占有，那就是，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亡，所以，对于产业资本各种前提条件的形成，它是一个有力的支点。[⑧]又说：“但这个过程会依多大的程度，像在近代欧洲一样，把旧的生产方式掦弃，会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完全要看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给予的各种事情而定。”[⑨]根据史料考察，票号集中了大量货币资本，并且也有投资于产业资本的，但一般说，票号并没有完成这一转化。因为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后，即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打击和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