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资本是从事货币借贷的生息资本。马克思说：“生息资本——在它的古旧形态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高利贷资本（Wucherkapital）——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属于洪水期前的各种资本形态”。[⑥]票号资本的这种高利贷性质，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说明。
票号资本的高利贷性质，首先是由它的资本来源决定的。
票号资本差不多全为大地主所投资，并且有一定的官僚资本主义成分。这些大地主一般不仅是土地剥削、商业剥削和高利贷剥削的三位一体，而且在清政府中都有一定的官职。如日升昌股东李箴视为知府衔加四级赏戴花翎，三晋源股东渠本翘曾任内阁总署二品；票号最多的介休县侯从杰，系“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郎中衔，光禄寺署正加四级附贡生”。所以说，票号股东是当时的金融贵族。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它们很快就插足于票号业，以巩固和扩大其实力和地盘。如李鸿章创立合肥义善源票号，资本一百万两（由其侄李经羲经营）；左宗堂办阜康、胡通裕票号（由其幕僚胡克墉出面经营）；杨玉科投资平遥云丰泰票号；光绪末年陕西藩台许涵度投资创办平遥县宝丰隆票号，等等。
其次，票号高利贷性质表现在它的业务是非生产性的。马克思说过：“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时期依以存在的各种特征形态，也有两类。”“第一是以货币贷与奢侈的阔人，基本上就是贷与土地所有者；第二，是以货币贷与自有其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即包括手工业者，……特别是农民”。[⑦]票号经营的主要对象是清政府及其官吏，它与小生产者从不发生直接的联系。自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开始，依托曾国藩的“清室中兴”政策，票号逐步发展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金融机关，汇解公款、贷款给政府和官吏成为它的主要业务。票号与商业的关系不密切，只是为了通汇的补充和资本的融通，才与钱庄联系。票号业务的非生产性和它与清政府及其官吏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定了它必然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灭亡。
第三，票号的封建性还表现在业务经营方针和剥削的形式上。票号汇兑的汇水与存放款的利率，向无定章，一切以人为转移，在同一时间、地点的汇兑中，汇水大小有六至十四两的差别。票号的剥削形式，决定了它的利润有三大来源。一是汇兑的收入。汇兑汇率除因人而定外，路程远近，银根松紧和交用银色也有关系。剥削更为严重的是“得空期”（空期有一百天、八十天之多的。即迟交款）和汇款者提现要交付的“双力”和“单力”（提银百两，交力钱二两者为双力，一两者为单力）；二是小存大放的高差，也就是存息小放息大的高差额剥削；三是平色剥削：前清时我国通行以银两为主，平码银色错综复杂，极不统一。票号为沟通汇兑，又各自制有本平，在相互折合之下，票号得到“余平”的额外收入；同时收入银两时，任其估计，总说成色不足，“减低千分之五六”。这样，形成票号的平色剥削。平色剥削，有的票号入帐；有的私下分肥。入帐的，有“平色”、“来标得色”、“损项余平”等名称。根据现有资料，日升昌三个分号在一年内的平色收入就有二千一百二十五两，占总收入的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