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说，中国商人没有独立的宗教信仰，没有独立的伦理体系和价值核心，所以中国商人是“不诚实的”。但他又确实听到许多对中国商业诚信的赞誉，他大惑不解，提出“中国商人伦理西来说”。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商人伦理的推测，不如印度泰戈尔的实地考察更为严谨，1924年泰戈尔带着几位英美学者到了太原，问阎锡山说，你们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过上海、天津、北平，找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说，在太原仍找不到，你们要找，必须到乡村方能找到。他们留下一位英国学者，在晋祠住了半年，离开山西时，向阎锡山说，果然找到了。原来他们发现在民间交往上，山西商人非常重视伦理。由此看来晋商精神是存在的，其中道文化的表现，在野不在朝，在民间不在政府。
从第一章晋商的崛起我们已经看到，晋商不仅在财富积累、商路舞台、企业制度、经营艺术方面，而且在行会组织、商业伦理、商业文化等方面，都是在明清时期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商业文化与商人精神。商人阶层，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只要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自身的行为准则和行为理念，当然，这个阶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也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和精神来支撑。明清晋商文化及其精神，是晋商发展的产物，也是晋商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商人阶层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农业社会循着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路径缓慢前行，历经集市——街市——城市的发展，历经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一步步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当今无商不富，无城不商。在今天我们共享现代化文明的时候，不能忘记明清那些从异地贩运贸易起家的商人们。从个人、从家族商号走向现代企业集团，有一种支撑他们前进的力量与精神，就是商人精神。
商人精神，首先是商人对商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普遍的价值认同，是商人的价值观；其次是商人对其事业普遍存在的超越世俗的利益追求和精神动力，一方面是大胆地追求商业利润，以商致富，另一方面以此为事业追求，服务社会，富国裕民；三是普遍认同并坚持的商业伦理观念，有共同的利和义的行为规范。晋商精神，就是晋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思想方法、行为范式和价值观念，它是晋商文化的核心。晋商精神集中体现为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是以“士、农、工、商”为序，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历代政府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但是，宋元以来，在山西民间逐渐形成了重商思想，山西巡抚刘与于义向雍正皇帝的报告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皇帝在其《朱批谕旨》中写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1]。太原南郊光绪举人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写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2]山西民谚谓“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的童谣，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位教书先生王锡伦讲出了其中的原委。“朝廷贵农，而不乐于种，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商贾之利胜于农也。”[3]虽然经商在外，“必远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日月，归来无期”，“幸获多资，走马牵牛，捆载而归，不幸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然而，人心思富，人心向上，商人“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出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使得人人羡慕。[4]所以，明清时期的山西，已经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或经商，获取经营利润，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从而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机制。这种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国外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