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走向全国以致国外，与晋商所处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是有关系的。对俄罗斯贸易，因为俄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在没有轮船、火车的年代，山西的特殊的地理区位帮助了山西人，让晋商开通了万里茶叶之路。同时，山西的煤炭资源与手工业的发达，也是山西商人商品输出的有利条件。清代中期，“荫城铁货奔流全国”，铁货交易年均一千余万两白银。荫城治铁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制钢为主干，辅以炭块炼铁、坩埚炼铁、渗炭制钢、夹钢、贴钢、擦生等冶炼加工工艺的生产技术体系。
历史上山西地下资源与土特产品的生产加工制品，始终是晋商输出商品的重要内容，铁锅、铁器、铁丝、丝绸、烧酒、纸张、烟丝、盐碱等等。手工业产品的发达，除了与地下资源的自然禀赋以外，也由于山西水旱灾害不至于饿死人，而且元代以后战争相对较少，人口繁衍快，耕地不足，清代晋城大阳的大部分人从事手工制针。手工业生产与商业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这批手工业制作与销售商人，世代相传，其人生观、价值观与信仰，不能不刻有他们生活方式的印记。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高平县马村，商人手工业家族颜家的《颜氏宗谱》记载了颜嗣超撰写的《家训十条》，包括孝顺父母、诚祀祖先、和睦兄弟、教训妇女、男女婚配、勤劳稼穑、书香继世、生财有道、培植子孙、保身安分等。其中“生财有道”条说：“谷乃养命之本，财为扶身之源，世俗之中缺一不可。膏粱子弟不思远营，坐食山空，何以资生？庶民之家，创业之人，必先开财源、节财流，思谋生财之道，营运之法，奔走道路不惮劳苦，由小而大日有进益，生生不已，自然用之不穷，取之不竭。勤可用致富，富自可以生贵，兴家立业，何可限量？先贤货殖，贫而能富；管仲持筹，富国强齐。前人已验之成法，后人所当奉而尊之也。”[16]世代相传的商人家规，渗透着浓厚的晋商文化与商人精神。
《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尧、舜都是最早的明君，礼让禅位，公而无私。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到山西为侯，要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按照成王要求，在山西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传统习俗，又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暂不实行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孕育了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唐晋文化的特点。后来，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用品的互市，始终是积极的。1570年（明隆庆四年），出身山西永济商人家族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经过多方交涉周旋，疏通蒙古上层贵族关系，说服朝廷决策当局，实现“俺达封贡”,汉蒙互市，使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