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商时空优势之外，晋商的企业制度更是在中国商业革命中一路领先的，诸如股份合作制度、两权分离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人力资本制度、资本金管理制度、票据流通制度、转账结算制度、银行密押制度、财务稽核制度等等，还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工具创新、业务创新、制度创新。19世纪60年代，胡雪岩曾经学习晋商，改阜康钱庄为票号，新开胡通裕票号，浙江慈溪亦官亦商的严信厚开设源丰润票号，南京亦商亦官的李经楚与江苏洞庭商人席志前开设义善源票号，云南商号同庆丰改天顺祥票号，还有湖南祥和贞、南昌新丰厚、上海隆乾长、新疆蔚成亨等等，由此亦见晋商的影响。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北京城内不少行业还是由晋商垄断着，如米面、颜料，山西祁县人垄断；纸张，山西临汾襄汾人垄断；布匹，山西翼城人垄断；干果，山西文水人垄断；山西商人的老字号都一处、六必居、同仁堂、通三益、三义顺等仍然红火，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国营企业所代替。

到现在，在中国北方包括西北、东北，特别是内蒙古的主要城市，有很多山西移民，他们操着山西口音，过着与晋人相似的生活，在外蒙古、俄罗斯也有不少山西侨民。晋商精神，尤其是晋商伦理影响了国内各大商帮与海外华商，关帝庙比孔子庙还要多，县县有文庙，村村有关庙，关帝庙也建到了海外。自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以来，后经历次政治运动，虽然儒家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化，晋商后人的商业伦理仍然在冥冥之中闪烁，传统的礼义廉耻也不是荡然无存。当代中国商人，无论北方南方或者西部东部，大小商场无不供奉关公，关公被广泛地尊为财神。这说明晋商精神在影响着中国商人精神。

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商可以富民，商可以强国，流通也是生产力。没有流通，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也就没有再生产，因而也就没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贱商、抑商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农业的现代化，就是商品化、市场化。当今社会，无商不富，无商不城，事实上当代社会已是商业社会。欧洲商业革命中出现了重商主义者，后来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有了凯恩斯的否定之否定，以及新重商主义等等。现在看来，发达国家向外扩张，需要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不发达国家加快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必要的干预和管理。重商主义对不发达国家来说需要的，在一个国家的不发达省区同样也是需要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在山西大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异，但是并不是荡然无存，思想意识的转变总是落后于经济社会变革的。在当代山西人身上，仍然有很多晋商的遗风：当代山西绝大多数人勤劳节俭、精打细算、善于积蓄，这是晋商善于理财思想的传承；当代山西绝大多数人忠厚老实、办事沉稳，令人信赖，也是对晋商精神的传承。现在很多企业，雇员中被炒鱿鱼者山西人很少。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山西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当代晋商，都是晋商精神的传承人和弘扬者。晋商精神尚在，晋商精神需要进一步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