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梁启超先生曾经分析过山西商人与欧洲商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需要指出，欧洲商业革命开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那是一场针对宗教统治和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崇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工业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中国商业革命缺少思想文化的解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不可能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创新的环境和条件，而且自从晋商将视野盯住官场以后，很容易获得丰厚利润，通过商业与金融创新去寻求更大的发展就不再重要了。对晋商企业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比如票号很多驻外分号经理呼吁改革，在京票商经理李宏龄联合在北京的祁、太、平三帮票号经理，倡议各票号共同入股，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三晋汇业银行，得到了各地票号经理响应，纷纷寄信山西总号，劝导财东和掌柜改组票号，设立银行，与大清银行等现代金融业抗衡，以保晋商之利益。此时票号在全国80多个城镇和国外多处设立分店，营业机构达到近500多个，本可以适应交通通讯发展，改革各地分号伙友班期（三年一班不准回京改为二年以下，以近人情，调动伙友积极性），开办电报汇兑，创办自己的现代学校，学习外语和现代业务技术，以便与洋商交易，组织经理出洋考察，了解外情，接受新潮，实施改革措施，进行资产重组。建议者满腔热情草拟改组银行的章程计划，上书总号，然而被总号负责人骂作“自谋发财”，“勿庸审议，束之高阁”，以致坐失良机。加上财东腐败，不知业务艰辛，嫖娼纳妾，赌博吸毒，不理号事，而各地商号管理人员见财东腐败，也乘机捣鬼，亏赔增加。

19世纪后半期开始，山西商人的价值观由重商立业发展到谋官、重官的官本位思想，少富即安，安贫乐道又堕化了晋商的进取精神，这都使晋商精神发生了异变。

四、晋商精神的影响与传承

山西商人经历了五百多年的辉煌后，到20世纪初开始走向下坡路，票号业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倒闭，钱庄、当铺、银号、银行在艰难中经营。受票号资本垮台的拖累，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战乱洗劫，其商品经营资本亦不再显赫，一部分经过艰难转型，得以延续发展，大部分在转型中了失机、失策、失误，转型失败，一部分捲资返里，置房买地，转向农业。但是，晋商及其精神在覆盖空间的广阔性、在时间上的延绵性，非常自然地影响着中国商人。晋商自明初走向全国，从14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时间上经历了将近20代人的前赴后继，其商业道统自然流传广袤、延续长久。无怪2004年，河南省南阳市政府决定，将晋商在河南赊旗镇的关帝庙，定为南阳市诚信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