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善始善终，同舟共济。晋商建立“相与”关系，要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往来，否则婉言谢绝。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抽走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千两，天亨玉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全赖“相与”借款维持，渡过了关门停业的危机。后来大盛魁危机，王掌柜派人送去银元二万，同事坚决反对，认为绝无归还的可能，王掌柜说，假如没有20年前大盛魁的维持，哪有我们的今天？

晋商企业有明确的号规，号规规范了东家和掌柜之间、掌柜和职工之间、职工上下级之间、总号和分号之间、分号和分号之间、本号和他号之间的关系。大德通票号号规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谅自重，无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7]山西人经商在外，建立有以乡谊为纽带的县或几个县联合的会馆和以行业为纽带的会馆，把同行凝聚在一起，同舟共济，互相支持。这些会馆多数都有自己的资产，甚至还为同仁备有公共墓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岭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8]，这就是对晋商善待相与，以求同舟共济的本意。

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科技进步、商路改变、政局变化，加之财东腐败、疏于管理、拒绝改革，晋商开始走向低潮，20世纪20年代以后迅速衰落，晋商在中国的地位很快让位于江浙商人。但是，晋商在全国以至世界的影响是永久的，晋商精神是永存的。

二、晋商精神的渊源

久远的经商历程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山西人引以为骄傲。传说后稷教穑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推动了中国早期原始农业的发展。《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9]，说的就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易活动在晋南地区发生。到晋文公称霸年代，山西的榆次、安邑，已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官”，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10]古代山西是个民族杂处的区域。当以农业为主的汉民族进入封建社会时，而游牧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等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部落制度，他们之间时有矛盾、冲突以至战争，但大部分时间里是友好互市、互通有无，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共同开发了山西，谱写了民族融合的友好史诗。据《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朔县)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11]。三国时，山西境内的匈奴人分别以兹氏(汾阳)、祁(县)、蒲子(隰县)、新兴(忻州)、太陵(文水)为中心，形成五部，达数十万人。“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12]到了宋代，北宋政权与辽贵族(契丹)的关系虽然很紧张，但贸易往来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太原)有交易市场，沿边一带仍有榷场，辽对宋在山西境内有朔州榷场、唐隆镇(今山西偏关东)马市；宋对辽在代州等地也设有榷场。北宋政府曾与辽贸易，“并州西边合河 (兴县)、保德北临(黄)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当中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互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13]明初，汉蒙关系曾一度紧张。边界交易中断，明政府构筑长城，驻重兵防御蒙古人南下，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爨无釜”的艰难生活，经多次谈判，达成边界定期开市的协议。驻大同边镇的明王朝将领徐谓参与谈判后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着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在山西边境上的开关互市地点有得胜堡、杀虎口、新平堡、水泉营堡等等。到清初康熙皇帝统一内外蒙古以后，这种商品交易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东起黑龙江、呼伦贝尔，经内外蒙古到西北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无论行商、坐商，都有活跃的晋商。

晋商除重视与北方各民族发展往来贸易外，同时向全国开拓市场。他们贩牛羊骆驼马南下，输烟酒糖布茶北上，运四川夏布东去，购东北人参西来，推动全国物资大交流。至今在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安徽、山东、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还有不少晋商的遗迹，诸如洛阳泽潞会馆、亳州花戏楼、聊城山西会馆、苏州全晋会馆、北京六必居、辽宁朝阳县、内蒙包头城、外蒙科布多、宁夏定远营、甘肃老西庙、贵州茅台、湖北羊楼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