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一般人认为儒以名高，贾以厚利，贾儒目标不一。但是晋商却认为贾儒相通，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君子需财，取之有道；君子拥财，用之有道。将经商作为一种事业，而不是纯粹为了赚钱。简单说，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榆次常家家训要求“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祁县乔家是“在中堂”，义在中庸，乔家中兴的核心人物乔致庸，也是要致达中庸。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晋商对员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训练可以见之于当时的手抄教本《贸易须知》。
晋商在其长期的奋斗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他们离乡背井、风餐露宿、穷年累月、劳身焦思、前赴后继，用数百年的坎坷与辛劳，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经营宝训，这是一笔泽被世人、恩惠后代的伟大遗产。晋商以其勤劳、智慧传承富裕、文明，成为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渊泉，滋润晋人，激励世人。
中国自汉、唐、宋、元、明到清前期的繁荣，并没有持续下去，清后期中国落后了。19世纪中叶开始，国民生产总水平低于欧洲，并且沦为半殖民地。晋商的路子也从此越走越艰难，晋商精神随之渐渐发生了变异。
19世纪50年代，咸丰朝因为外有侵略者的大炮鸦片进攻，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出台了一个卖官鬻爵以补充财政收入的歪点子。山西货币商人随之推出了为捐官者代办捐纳、印结的新业务，一是方便捐纳者，可用降低捐纳成本，二是是创新金融业务，增加业务收入。后来又进一步发现，为自己、为祖先购买虚衔，花翎顶戴，可以方便与官员往来，出入衙门，不仅可以揽到更多的业务，而且也可以出入威风，荣宗耀祖。祁县乔家当时的成人几乎全部捐了官。清政府以虚实官衔换得了商人的白银，商人以白银换得权利和荣誉。晋商从此由重商立业回到了官商兼顾、官商相维，以至发展到官本位，这是山西商人价值取向在近代史上的大转变。
山西与东南部地区比较，虽然是苦寒地区，但是除了特大旱灾，一般都可以勉强生活，加上18世纪中后期开始，社会动荡、战事频繁，在多变环境下，逐渐堕化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安贫乐道，少富即安，这和早年山西人与贫穷和命运挑战而“走口外”、“闯关东”的先辈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近百年来，打倒孔家店，否定孔孟之道一浪又一浪，孔孟之道中的传统精华“诚”、“信”、“忠”、“义”亦被当做封建糟粕受到了批判，严重影响了传统的社会诚信。加上供给制、“共产风”，使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干部都是国家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贷款还不了就“豁免”，于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传统渐渐遗忘了。社会信用缺失，出现诚信危机。经济往来中，转帐支票不敢收受，商业汇票难于推广，坑蒙拐骗，敲诈勒索，骗钱逃债，已成为社会公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