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亦即中国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商业革命带头人——山西商人的重商立业思想是和欧洲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同样的社会经济背景。
几千年来，不管有多少思想创新或者是变革的风暴，在山西人的头脑中，大概是关云长故里的缘故，孔孟之道影响至深。在其重商立业思想指导下，对“诚”、“信”、“义”、“利”，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以诚信、节俭、朴实著称于天下的晋商，坚持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他们认为人们追求功利的行为不能纵欲妄为，必须受到一种为人们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和制约，这就是义。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左传》说：“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义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与人们的具体利益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崇尚功利的同时，更注意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甚至舍利取义的思想。晋商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故十分珍视诚信。晋商在外，一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修建关帝庙，以关公为诚、信、忠、义的化身，无论在何地，也无论是那个行业会馆，都供奉关云长为“关帝圣君”。全国各地的关帝庙大部分是山西商人捐资修建或者参与修建的。在关帝庙正殿的阁楼上，有关云长的坐像“夜读春秋”。关云长的一生，实践了孔圣人的思想。关云长是山西解州人，晋商与关公有地缘亲情，尊关云长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保佑自己的商业利益。晋商的关公崇拜，影响了中国商人与海外华商。晋商行规规定：“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责令其倒掉另装，经济虽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咸丰年间，复盛西面铺掌柜立帐把斗秤放大，比市上加一成，市民争相到该号购买。所以各地老百姓，对山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明蒲州商人王文显，初涉宦海不成而经商，但善心计，识重轻，适时机变，恪守信义，40年间足迹几半天下，成为富庶大户。他的诫子书说：“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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