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及其传承

这些传说和记载虽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傅山、顾炎武支持商人，主张商人进入主流社会的重商主义思想，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祁县商家出身的名士戴廷轼在祁县城内修建的“丹枫阁”，是顾炎武、傅山、阎尔梅、阎若琚、王士祯、屈大钧等聚会之所，这些名士多有商人家族背景。他们站在商人立场上，呼吁商人进入主流社会。傅山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张，他认为，商人对商品生产、交换、流通、供求以及财富创造、经营管理最为了解，他说：“何以聚人？曰财。白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18]。“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为。”[19]明确提出有为的人关键是创造财富。李贽也说：“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20]清初山西祁县丹枫阁是北方学术交流与反清思想研究中心，与江苏如皋冒襄的水绘园南北呼应。

清中期以后，一批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如祁隽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其父祁韵士是研究西北地理的先驱者）、张穆（1803－1849，山西平定人）、何秋涛（1824-1862,福建光泽人）、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等，不仅研究西北、蒙古地理商路，而且研究世界地理，徐继畬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而为之也。”[21]并且提出中国借鉴西方经济社会制度的问题。曾任山西巡抚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胡聘之等都是商人精神进入主流社会的推动者。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的神权得以清算，人权得以张扬，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尚，使欧洲的商业精神、重商主义与市民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导致工业化在欧洲崛起。中国的皇权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戊戌变法没有能够像明治维新那样获得成功，中国商人精神始终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社会主流。但是，这些重商思想进入上层社会的要求，自然地是晋商精神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