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及其传承

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俄爆发战争，次年俄国战败，放弃在朝鲜的特权，并与日本在东北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环境发生变化，生意困难。新任营口分号掌柜申树楷，针对日俄战争后在营口的日本商人增多的实际情况，破天慌地大胆聘用了日本人为合盛元票号职员，开拓对日本人的业务，继而先后在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等地设立了分庄，之后又在安东（今丹东）设立分庄，接着在被俄国势力控制的朝鲜新义州设立了支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申树楷在日本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立了合盛元银行的支行，不仅为中国留日学生汇兑学杂费，还对海外侨胞给予汇兑等照顾和优待。应当说，合盛元不惧风险，远渡重洋，与各方和谐相处，扩展分支机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设庄的新纪元，是与其经理申树楷的中庸大度、聘用日籍职员是有关系的。

可以看出，晋商为人处事及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中庸之道。一是不极左极右，力求恰到好处，执两用中，过无不及；二是与人相处，和为贵，只要实践证明诚实守信，就可以成为“相与”，世代友好；三是权中时变，注意市场与社会信息，预测、识机，随时调整经营策略，守道权变。山西商人认为，中为道，和为本，经商能否成功，实际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都要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晋商商谚道：“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等等。

学界的重商思想

晋商的重商思想本来在民间，但是发展到明末清初，晋商与社会名流学者在特殊的背景下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合作。山西民间有大量的传说和散见的一些资料，说顾炎武、傅山、戴廷轼等人，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在山西组织镖局，支持形意拳等武术训练，名为服务商人货物、白银异地押运及守库护院，安全保卫，实则暗中积蓄武装力量。1659年（顺治十六年），傅山、顾炎武、戴廷轼改造一家当铺为“义振泉票号”，组织存款、贷款、汇兑、收兑金银，为反清义军筹措经费。这家票号的投资人是祁县商人家族出身的学者戴廷轼和商人李恳，戴惇林任掌柜。李氏家谱记载：“顺治十六年□月，由傅山经手，支大同义军白银3万两，支江浙军费4万两”[17]，以走镖运出。仅仅过了4年，1663年（康熙二年）义振泉票号被政府查封。现年八〇多岁的太谷商人后人员文秀说，顾炎武66岁大寿是在他家过的，这一年是1679年（康熙十八年），顾炎武帮助制定规章制度，成立了志成信票号，他见过志成信当年的一些账簿。晋商的会计记账法“龙门帐”就是傅山帮助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