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清代开发边疆，晋人进入蒙古和西北市场。清初蒙古、新疆、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但不久葛尔丹叛乱，康熙征剿葛尔丹的军事行动，延续了很长时间，大批晋商跟随军队从事军需贸易，如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钦、张杰、史大学就是随军贸易的“丹门庆”[45]，还有介休范家等等。叛乱平息后，康熙颁发奖励到内蒙古垦荒种地的政策，鼓励内地人到口外垦荒种地，土瘠民贫、缺吃少穿的山西农民，便纷纷“走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在与蒙古人交往中，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又需要内地来的生活日用品，很多人作起了串蒙古包的游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坐商大贾。此时，又赶上边疆稳定和开发成为清前期的一项重要国策，为了加强对辽阔边疆的管理，政府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从康熙到雍正初年，东北大交通驿站建成，正北、西北的交通驿站也大体在康熙到乾隆初完成，一方面服务于征剿葛尔丹，一方面要抑制沙俄南下，漠北(外蒙古)、漠南（内蒙古）、漠西（新疆）驿站管理严格，邮传道路便捷。这庞大的邮传之路也成为商旅之路。在山西，清代山西驿站125个，比明代的58个增加了一倍多，为山西商人北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有地利，发挥了区位优势

首先，山西地处边关，是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中间地带，自汉代以来就是边贸最活跃的地区，南来的烟酒糖布茶，北来的牛羊骆驼马，在山西北部长城关口互市。山西人有着在边关与游牧民族互市的传统和经验。清代疆域扩大，晋人又一次捷足先登，北上南下，贩运贸易，占尽地理优势。

其次，山西虽然土地瘠薄，但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特别是山西境内有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这为冶铁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铁兵器制造。宋代全国的铁器产量居当时世界首位，山西制铁，潞安、泽州最盛。清代中期，潞安荫城铁货交易，年均1000余万两白银。上党地区流传着“高平铁，晋城炭，离了荫城不能干”的谚语。荫城铁器中有十大名品，品种多样，价格低廉，使荫城成为中国著名的铁器交易集散地之一。荫城有各类铁炉1900多座，有制铁工人14000余人，几乎家家有铁炉，户户会打铁。还在全国有19个行省的销售网络，有些产品还远销到印度、尼泊尔、朝鲜等十几个国家。北京的商号有恒盛毓、东和丰、西和丰、同阳堂，天津有秀升和、德生和、丰裕成，山东济南有文和号、金升店等等。又比如晋城泽州凤台县，制钢针、卖钢针，资一艺以终生者，比比皆是。从现保存在西镇针翁庙里的重修庙碑里，可以看到当时经营制针的商号在该镇有39家，其中上村10家，中村5家，下村9家，南庄8家，河东3家，湾里3家，史村、张庄、赵庄各1家，此外以个人名义经营的小手工业者共百余家，加上邻县的制针业，总共有二三百家。泽州大阳一带的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劳动，晚上到处都能听到隐隐的锤敲钻磨声。大阳钢针以榆林府为中心行销西北各省，南方以周口店为中心转销华南，而黄河流域是大阳钢针主要销售市场，还有一部分销往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