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907－979年七十多年间，并州古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轮番占领，经济凋敝。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969年派兵攻打北汉，979年赵光义率兵攻取晋阳，放火焚烧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水灌了晋阳城废墟，先后几次将晋阳地区商民强迫迁往河南等地，很多人离开家园，失去土地，被迫走上了商途。
宋元时期，太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增加，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宋王朝所需的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公元1041—1048年）时，“出藏绢两千余市马于岢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后来，常在并州设榷场和市，“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非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和市。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纙绮易驼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葁桂易蜜腊、麝脐、毛褐羱、羚角、铟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著，听其民便。”[24]山西北部的商人在代州雁门关与塞外商人贸易，“私市硫磺、烟硝以及炉甘石入他界”，时禁时放，或者“经商于塞外甚至通商于欧洲”。[25]宋神宗时，山西商人参与中外互市商船的进出口贸易，在山东当时的密州板桥镇与舶来商品交换。元佑时，南方广、闽、浙商人运物至河东路，与晋商交易。山西商人也运山西解州盐到四川换取丝茶。
宋辽对峙时期，山西的大同、应县、朔州为辽东统治区，商业活跃，与西夏贸易往来频繁，“西京（今大同）为商品主要集散地”，西京“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设置了对西夏贸易的市场”，在朔州也“设置榷场，对宋贸易”,而民间走私贸易更是不可抑制的贸易渠道。[26]
金代，黄河以北地区商业活跃，山西洪洞“适当大路要津”,“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北部因与蒙古贸易，铁钱源源流入蒙区。贸易额之大，竟致蒙古人可以利用流入的铁钱铸造武器。[27]
元代，帝国疆域横跨亚欧，塞北通往欧洲的商路进一步拓展。“俄国同我国北部已建有完备的驿站，交通畅达，商旅大得其便。在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交易市场。这个市场的物资交换，以谷物易马为主，……参与贸易的中国人，无疑都是山西商人。”[28]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太原府工商业颇盛，产葡萄酒及丝，还有人经商到国外，到印度经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太原、平阳之外，泽、潞的商人也相当繁荣。[29]可见当时山西商人不仅活跃于城乡之间，活跃于塞外，而且已经从事对外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