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后，黄金藏匿，流通中货币主要是铜钱，也有少量布帛。铜钱由国家垄断铸造，而民间私铸也常常出现。公元118年 (汉武帝元狩五年)，鉴于半两钱过重，不便流通，废止半两钱，统一行用五铢钱，迄公元621年 (唐高祖武德四年)行用开元通宝止，七百年间五铢钱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但其间的魏晋南北朝，不同时期的各个政权都铸行自己的货币，在太原地区就有曹魏的五铢，后赵石勒的丰货，北魏的太和五铢和永安五铢，北齐的常平五铢，北周的布泉和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隋五铢等等。

公元581年杨坚灭周建立隋朝，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郡，后来继承皇位称为隋炀帝。公元618年李渊父子灭隋，因其发祥地太原是古唐国，祖父李虎又在南北朝时被北周封为唐公，李渊继承这一爵位，故立国号为唐，太原是大唐帝国的发祥地，遂升为大总管府，领十三县。公元690年改称“北都”，公元742年再改“北京”。唐王朝在晋阳不仅储备军用物质，又大修宫殿城池，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李世民派大将李勤在汾河东岸修建东城。后来女皇武则天派刺史崔神庆在汾河之上建筑中城，形成了都城、东城、中城水上连城的北方最大的景观。晋阳规模宏伟，府库殷实，户丁雄盛，成为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富庶，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此外，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唐代的晋阳不仅城市繁华，而且文化荟萃，人才辈出。《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记载，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公元751年（天宝十年）至西海（即地中海），在坦罗斯战役后被俘，在大食（今阿拉伯）居住了十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到过该国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属伊拉克），看到“梭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义懁、吕礼”。[20]这说明山西手工业很发达，在公元8世纪就已在阿拉伯国家传授技艺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改晋阳为北京后，与首都长安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据记载，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通典》卷七说唐代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金融业的萌芽

南北朝时期，借贷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货币借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事。《北齐书》卷22《李元忠传》记载李元忠“性仁恕，……家素富实，其家人在乡，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勉责，乡人甚敬重之。”[21]。当时，一些办理借贷活动的信用机构，谓之“质店”。到唐朝，又出现“柜坊”、“僦柜”、“寄附铺”等信用机构。这些办理信用业务的机构多是兼营，还不是专业金融机构。山西人参与当时信用机构，史料亦有记载，比如存款于寺庙，《会昌解颐录·牛生》记载：“牛生自河东赴举……至菩提寺，……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遇。”[22]晚唐晋中祁县人温庭筠（约公元812－870年），在他的《乾潠子》中《扶风宝乂（yi）》记载：“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财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乂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以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与乂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黑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旦立致富矣。”[23]唐代金属货币数量不足，出现票据，号称“飞钱”。宋代发展为纸币，名曰“交子”，初由商人发行，后改为政府发行，宋神宗熙宁年间“河东潞州设交子务，发行交子”。到金元时代仿行宋制，发行“交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