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古代中国，山西商人与商业活动始终很活跃,不仅有很多重要商业城市，而且有长期的边贸传统和对外贸易往来。不仅有中国的商祖，而且有为陶朱公范蠡授技的晋国计然，经商致富的猗顿、白圭等大商人。计然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影响了范蠡，范蠡则发展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此外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商业经营艺术，都是历代晋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从明代到清末，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商业革命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有学者称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国的这场商业革命，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商业革命的标志，一是商品交易迅速扩大，使得货币金属与商品数量的比例变化引起价格革命；二是国内市场受限，商人积极进入国际市场，国内外市场开始连为一体；三是商业手工业等企业管理制度发生创新，开始实行规范化企业经营；四是商业发展引起金融业的一系列创新，发生金融革命；五是重商主义思想出现。
在这场商业革命中，中国最活跃的商帮有晋商、徽商、潮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陕西商、山东商、江右商等等。其中晋商势力发展得规模最大。据史料记载，“河以北为山西，古冀都邑地，故禹贡不言贡。自昔饶林竹、卢旄、玉石，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30]明山西蒲州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31]1617年《明实录》卷五五八（万历四十五年）六月丙申记载：“大同杀虎堡为云中第一冲要地，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甚至有杯酒流连，喧嚣讧欧者。”[32]1644年（清顺治元年）阴五月《清世祖实录》载：“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富有出，国用不匮矣。”[33]山西商人把泽潞丝绸、解州潞盐、山西煤铁、平阳纸张等等山西特产运往全国市场，把南方的布匹、茶叶、食糖等运往塞北，把蒙古地区的牛马皮毛运往内地，更把中国土产运往日本、朝鲜，把茶叶丝绸运往俄罗斯，等等。他们有专门从事生产的坐商，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运商，有专门走草地的旅蒙商（也称通事行）。当时，晋商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34]，“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