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陆路贸易，以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为中心，与俄罗斯及西亚国家进行贸易。当时清政府规定盐茶统治贸易，商人运茶北销，须在绥远将军署请领茶引，否则视为私茶按律问罪，只能销于内外蒙古和新疆，严禁出口。山西忻州商人程化鹏（1824－1892年），自幼聪明好学，十几岁随其亲友到归化城学习生意，1851年（咸丰初年）曾贩运中国内地杂货取道外蒙古到达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获利数倍，并了解了俄罗斯市场需求，中国茶叶最受俄罗斯人欢迎，运茶外销，利润很厚。晋商只能以合法名义运茶外蒙古，辗转私售俄罗斯人，但是沿边官吏、卡伦一经查出，或是扣货，或是苛罚，或是索贿，以缉私为名，大发横财。从而成为中国对俄罗斯贸易的障碍。程化鹏便亲自赴京，上书理藩院，陈明禁茶出口只能“病商业，损国课”，建议明定税则，准许直接与外国人贸易，“既可以增国货输出以益税收，也可免吏役之勒索以减商苦，公私交便”。[42]清政府根据商人吁请，批示“准行”，给以“四联信票”，允许茶商在归化设立茶肆，运茶叶出口，在恰克图和塔尔巴哈台等处与俄罗斯人交易。于是，经营茶叶贸易的山西商人接踵而来，程化鹏帮助他们取得信票，与各茶叶商人互相提携，为晋商开辟了一大利源。从而输俄罗斯茶叶逐年增加，1845年到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罗斯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俄罗斯商人也将茶叶转贩欧洲市场，获取厚利，俄罗斯商人从而大批地进入了中国的北大门。正如马克思说：沙俄“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恰克图就由一种普通的要塞和集镇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晋商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制度，包括股份企业制度（股权融资），还有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制度、企业的总分支机构制度和联号制度（连锁制度）、资本管理制度、银行密押制度等。
山西晋城是全国铁生产中心之一，一个生产工场都是有序管理：八个方炉设一大柜，供应四个炒铁炉和一个铸锅炉；四个炒铁炉供十六个条炉和一个圪渣炉（处理次铁），各设一大柜；经理、采购、会计、保管分工细致。从企业组织制度看，明中期以后到清中期，中国手工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的组织形式企业化，一是独资企业；二是合伙企业；三是股份企业。晋商商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出现职业经理人阶层，委托代理关系已经普遍，有了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
晋商创造了中国早期的银行业，其中有钱庄、当铺、印局、账局和票号。金融企业的产生，是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货币数量不足，引起信用工具的创造和金融机构的产生，一场金融革命同时发生了。明朝中期，当铺、钱庄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有印局、账局和票号。票号分号设遍全国，也设到了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家。1912年11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对山西银行业界的一次演讲中谈道，英之金钱商，与吾之炉房类，姑且不论。若以意大利自由都府之钱商与吾票号较，则其相类处有四：一是与商业企业往来不少，但吸收官款存放，并与帝王贵族往来者居多；二是利用各地币制不一和平砝的差异，压平擦色，从中渔利；三是出票慎重，信用卓著；四是发生的时代背景相同。[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