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崛起，不仅在山西民间产生了重商观念，并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影响，明末清初在山西以太原傅山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为商人进入主流社会呼吁。傅山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49]徐继畬则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而为之也。”[50]

当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扬帆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那里酿造叫卖。他们自称,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51]

[1]转引自陈鼓应等：《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50页。

[2]《淮南子·齐俗训》,见《传世藏书》第二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1541页。

[3]《史记·五帝本记》见《史记》三卷本，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5页。

[4]《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第4页。

[5]渠绍淼：《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2006年8月10日。

[6]《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第5页。

[7]《史记》三卷本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1294页。

[8]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

[9]《文物》1972年第4期。

[10]《国语·晋语四》。

[11] 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辑。

[12]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13]《史记》三卷本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3328页。

[14] 朱华：《三晋货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页。

[15]《二十五史》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1986年第一版，第349页。

[16]吕思勉：《秦汉史》。

[17]参见渠绍淼：《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2006年8月10日。

[18]《二十五史》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1986年第一版，第297页。

[19]见中央电视台国际台“探索与发现”2003年12月10日。

[20]转引自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丛刊《山西外贸志》第4页。

[21]《二十五史》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1986年第一版，第2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