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深信不疑的用人策略，给了掌柜的极大的个人尊重和施展才能的天地，掌柜的也都尽心竭力，无不克勤克己地替东家着想。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经商的才能，为了选对人、用对人，晋商总是百般考察和挑选，但一旦选中，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会赋予经营管理的全权。这种制度可称得上古今人本管理的至高境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在途经太原时，大德恒票号认为大清国不会马上灭亡，于是借给慈禧太后白银30万两解其燃眉之急。后来慈禧太后授意官员多将官款存于大德恒票号，为其带来巨大利润。到了1910年时，瑞澂由江苏巡抚署理湖广总督而被正式任命。瑞澂素与大德通票号有来往，分号向总号报告欲与深交，但经理高钰认为其人无能，推知清室无人，事必大变，故毅然决然，预作保守主义，力还外贷，以减架本，而实行收敛。所以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其它票号损失惨重时，而大德通因高钰事前预防收回贷款而损失很小。[23]
太谷曹家欲在东北开一处钱庄，将7万元交与精心挑选的掌柜。谁知，掌柜赔掉了7万元，空手而归。东家与掌柜的面谈后，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客观原因。因此他并没有责怪这位掌柜，反而安慰他，同时又拿出7万元，鼓励他继续闯东北。哪知，掌柜二次失败，痛不欲生，向东家负荆请罪。东家分析原因后，不仅没有怪罪掌柜，反而又拿出7万元交与掌柜第三次闯关东。掌柜的被东家的信任所感动，终于克服困难，在东北为曹家开了三家酒坊，没过多久，曹家的钱庄也如愿以偿地在东北开张了。
晋商无论是商品交易与信用活动，特别重视人的信用。商品交易大量使用信用贷货，信用贷款两种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在信用交易中，凭人信用多，很少见凭物信用，极少抵押贷款。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悌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