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榆次车辋常家也是儒商结合并获得成功的典型晋商代表。榆次车辋常家原为太谷惠安人,一世祖常仲林迁居车辋时很贫困,靠与人放羊为生,到八世常威经商时,家境已经“小康”了。据村寺碑文记载,常威的父辈常进龙、常进麟,堂兄常文、常殿,皆为捐资“纠首”,没有资产,当然不会有社会地位。而其兄常吉已考取庠生(俗称秀才),常威本人也“幼即极有天赋,聪明好学,被同辈学子所敬仰”,可见常威经商之前就有了颇为雄厚的儒学底子了。在常威之后,常氏几乎家家办私塾,到咸丰年间,常氏私塾发展到17所之多,延聘省内外知名儒者住馆授课,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老师,严束弟子,从师传读。但他们尊师重教的目的,并不是当官从政,而是为他们的经商活动培育具有儒家思想品德、明白人情事理的人才。譬如常威之子常万玘、常万达兄弟二人在就学时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学有所成。常威问老师二子能否考上秀才,老师保证“以其学业,进庠如囊中取物”。常威大喜,立即将二子带到张家口学习经商。二子果然不负父望,常万玘创立了“十大德”—10个以“德”为名的商号,常万达创立了“十大玉”——10个以“玉”为名的商号。这20几个商号,成了晋商中的一支劲旅,也为常氏家业兴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如果这两人走了科举道路,晋商史上就没有了常家;如果这两人没有雄厚的儒学基础,常家也就不可能有绵延200余年的商业兴旺。
晋商认为要培养具有诚信义利高素养的人才,需要“百年树人”,正如孔子指出的“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孔子劝诫人们要修身正己,要每日三省,从自己言行举止的每一个细节来检查、自控,以自我约束始,最后达到实现人生理想。也就是说人要不懂得自我约束,那么在家庭、社会中与人相处时,就会任意妄为,无伦理观念,无道德约束,仅有一己私利,将与野兽无异,也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那么如何教人向善呢?孔子说要先教给人从善的道理,确立对恶行的耻心,激发其内在的荣辱观,使其产生一种无形的自我约束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再齐之以法,就会使人“有耻且有格”。晋商正是遵循了这个准则,将对子女、员工的道德伦理教化寓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一以贯之,最终实现“树人”的目的。
乔致庸最器重的是长孙乔映霞,他认为映霞天资聪颖,心地忠厚,是个经商之材,于是从着意培养他。他首先授意他立身之道“唯无私才可颂大公,唯大公才可以无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又说“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19]。这既是乔氏一生的经验所得,又是其对后辈的殷殷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