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要求商人经商要“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在义利的取舍上，强调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成为晋商伦理哲学的核心。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是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

晋商伦理的集中表现

晋商伦理集中表现为关公崇拜。

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 他们认为“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其子范毓宾，极重义气，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帑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光绪初年，山西连年遭灾，饥民以树皮草根果腹，曾流传：“光绪三年，死人一半”之说。乔致庸不以富家自傲，而是一方面让家人“禁肉食，著粗服”，一方面广设粥棚，捐银赈灾。受它的影响，全县各地富户均纷纷效尤，所以当时祁县死人最少，逃亡最少，为此，《祁县县志》专门记载了乔家的义举，光绪还让曾国荃题写“仁周义薄”的匾额，赐赠给乔家挂在其老宅的大门上；到乔映霞管理家业时期，正值清亡后的军阀混战时期，大德通不仅业务被官办银行挤占，还遭受着存款收不回，捐输、匪抢的恶运，就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晋钞大幅贬值，几成废纸，25元晋钞，才能抵一元新币。乔家票号大德通再三考虑，仍然按照战前旧币一元为一块银元的规定，拿出历年的公积金积累，兑换客户存款。使原本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被迫歇业。事后，人们得知大德通做出这个舍身取义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认认真真地算过一笔良心帐。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晋商中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被政府封为“关圣大帝”，民间视为战神、财神。到了明朝以后，关公崇拜达到了顶点。山西商人崇拜关公，是因为关公是诚、信、忠、义的化身，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晋商的商业伦理。再加上晋商与关公的地缘亲情，社会民众对关公的极度崇拜，使关公自然而然成了晋商的“形象代言人”。晋商在外，一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修建关帝庙，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保佑自己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