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认为儒以名高，贾以厚利，贾儒目标不一，但晋商却认为贾儒相通，不仅可以在社会行为准则方面达成一致，还可以在经营谋略上以儒通贾。
为此，晋商在对子弟、员工的培养上，一是都需要修身正己，需要读四书五经，需要修仁义道德；二是用儒家的谋略和才智来经商。
明代商人张士毅身为广东布政司右参政，却“舍儒就商”。后人论其商业经营之道，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赀计出入。”身为商人，不计蝇头小利，而是从儒学所讲治人、治事、治国的道理中，体悟取予积贮、审时应变、择人委任、赀计出入的营销谋略，正反映了商人的经营之道与儒学治人治事治国之道的同一性。山西商人融伦理与谋略为一体，谋不离道，变不离宗，正是突出了这一特点。[15]
山西蒲州张氏家族是一个以商起家，后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商结合的家族，其先祖原来居住在解州盐池之南，早在元朝时，张思诚为避乱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明初曾三代官居知府，至张允龄时，因父早逝，其母解氏既要奉养婆婆，又要抚养允龄和弟弟遐龄，因此张允龄年方幼学，即掌理家政。步入商途后，其“识量宏远，诸所废居剂量，往往牟奇息，……不与人竞刀锥。”[16]后被人暗算，干没其资，于是又发愤远游，“西渡皋兰、历浩□（甘肃），居货张掖、酒泉间，数年乃南循淮泗，渡江入吴。又数年益困，则溯江汉，西直夔峡（四川奉节），岁往来楚蜀间；已乃北游沦博，拮据二十年，足迹半天下。虽治市廛业，其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必为众所敬服。”[17]张允龄以一个中落的官宦子弟弃儒经商，不竞刀锥，不重财利，虽然经营并非一帆风顺，但识量宏远，不仅众所敬服，也为子孙立业打下基础。张四维的弟弟张四教“末年业用大饶，不啻十倍其初。且襟度旷达，乐善好义，当其意气所至，即挥掷千金不顾”[18]。张四教能够运用九章算术、勾股方田的数学知识，操纵盐利的源委、分布、调度，提高盐业利润，而又旷达好义，识量宏远，不屑计利，这些都离不开儒学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