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作为山西商人崇奉的神圣，对商人行为起了潜在的威慑作用，如洛阳《山陕会馆关圣帝君仪仗记》[12]中记载：
圣王御宇首推明礼祀典，所载仪至隆至肃也。而我朝尤重者，宣圣而外，惟关圣帝君。内至京师，外至大都小邑，莫不敕建庙宇，祀春秋无少缺。岂惟是祈福云尔哉！亦以帝君之忠义仁武，实足以震浮起糜为万世则故。既载诸祈兴以崇其德而报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概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只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诪张而相俎诈也。……
商人对关公的崇奉，并不只为乞求神的庇佑，而是为了以关公的忠义仁武之德，磊落光明之行作为商人的风范，受关公的明察、督促，使其触目惊心，不敢为非作歹。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影响了商界，以致海外华人，几乎世界所有华人商店无一不供奉关公圣像。台湾岛现有关公庙400多座，经常顶礼膜拜的信徒约有1000万人，华侨所至的各个国家也都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关帝庙。这说明关公诚信义利的形象、具体、富有生命力的代表偶像，在华人商界的认可和威力。
要在行动中践诺诚信义利的伦理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诚”即摈弃了人借欺瞒而走捷径的路；“信”则是在时时处处事事上都要坚守的信任准则，让别人信赖自己，自己也信赖别人，不敢有些微的疏忽，否则良好的交易网络和交易环境就会荡然无存，商人今后将寸步难行；“义”更是像大德通票号所面临的抉择一样，可能会让人放弃利益、放弃生命、放弃事业，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长久的修炼、较高的道德水准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商人孜孜追求的“利”却被放在这些隐忍、坚守、抉择之后，与只需丢掉廉耻，见利忘义的“便捷”做法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如何在行动中坚持诚信义利呢？晋商认为要从小开始，一点一滴地像修炼高深的武功一样去修身正己。
勤劳进取，节俭自约能培养商人在市场竞争中坚韧顽强、踏实稳妥的风格，是山西商人能立志宏远，积极进取，在立德、立业上成为真正大丈夫的必修课，所以，山西商人尤其注意勤俭的培养。
山西商人由东到西，自北而南，挟资货贩四方，在明万历一代已经是“非数十万不称富”，到清代更是“百万者比比皆是”。然而，山西商人纵横天下，富比王侯的秘诀不是靠财雄势大、欺行霸市，而是一靠勤俭，保守财富；二靠诚信开路，以商德、信义服人。自古以来，货殖家们尽管积财万千，但是仍然注意节俭。勤俭既是他们的治生之道，又是修身、立业之本。山西地方志不论县州府志，多有“晋俗之俭，自古而然”、“民性朴质，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尤尚商贾”、“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等等记录。（明）沈思孝说：“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 康熙皇帝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属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13]“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14]这里所说的保守，首先是保守财富。乾隆版《祁县志》说：“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商家联语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所以，不少商家把祖宗创业时的讨饭碗、货郎担、背褡子供奉在楼上或者祠堂里，教育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