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的表现之一就是学者们一改中国几千年来认为的“农本商末”的“贱商”思想，反而把商人提高到了“士”这一最高阶层同样的位置。除了王文显的论述外，明代著名儒学宗师王阳明就明确提出了“四民异业同道”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其尽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8]清《河曲县志》中提到河曲商人常怀礼时说：“始而业儒，孝友成性；继而服贾，信义孚人。纵鲍叔之宏通，慕弘高之豁达，贸易中罕有其人。”[9]县志中对一个具有儒道修养的商人的尊敬和赞扬溢于言表。到清一代，在经济最发达、贸易最繁荣的的山西，竟然普遍出现了“重商轻儒”，“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和社会风尚，晋商举着儒家诚信义利的旗帜，维护和拓展着当时的市场。
100多年前，日本学者安东不二雄对中国社会经济作了一番深入的考察，写了一本《支那漫游记》。他在书中直抒了其惊人的发现——中国人具有优于他国人之有益于经商的特殊品质，这些品质之一就是“中国人善于处世之术”。正是凭着这种品质，中国在外强压境，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没有倒下；也正是这种品质，让西方人望而生畏。清代首任出使英国公使的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之人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实也。”[10]
这些论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晋商的伦理观为社会所需，社会也充分奖励了持这种伦理观的商人，那就是晋商的一次次成就。
山西自古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又集其它诸家之长，所以晋商伦理的根源也自然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孟子解释为 “仁、义、礼、智、信”，就是做人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做为“将者”要做到“智信仁勇谋”，《六韬·文韬》相传为姜太公所著，强调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仁义忠信勇谋”；范仲淹认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11]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由此可见“诚”、“仁”、“信”、“义”等是古代各家学说都首先倡导的价值标准，在这些文化的浸润下，夙尚习儒的晋商伦理自然承袭这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