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这么做，恰恰是有效利用了社会的非正式约束力量，但是这一约束力量作用的发挥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首先，必须有群体内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价值标准，其次，个体对这一价值标准的遵守和违背的信息，会迅速在这一群体内散布开来，随着信息的传播、群体中就会有对这一信息的评价、判断，最后采取统一的行动，起到来自社会的非正式约束的激励与惩罚作用。
拿这个标准来判断，晋商雇用同乡，恰恰是基于同乡这个群体内有共同的价值标准，而晋商的相与大都为实力雄厚的商人，多半也是晋商，他们在各地建关公庙，设立会馆，既是联络乡谊，沟通信息的方式，也是加速信息传播、广作社会宣传的一个有效途径，晋商喜欢光明磊落地做事，就是把自己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靠社会舆论来规范、引导晋商全体人员的行为，这样的准则坚持五年、十年、一百年、五百年，就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对某种行为作出共同的价值判断，采取共同行动的局面形成，那么这样的一个激励惩罚机制自然会发挥作用，对同乡圈子的维护就是对这一机制的维护。
据《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总结山西票号的内部组织管理时提到：“票号其法，集巨资择信义尤著者数人经理之，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予身股，不给工资，惟岁给置备衣物之资。三年结账、按股分余利，营业愈盛，余利愈厚，身股亦因之以增。以此人人各谋其私，不检责而勤，不检制而俭．其发起之人及效力年久者，于其身后，必给身股以赡其家。子孙而贤仍可入号，未得身股以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以是作奸者少。”
身为蔚丰厚执事的李宏龄，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选用能相机应变之才，布置于各码头，所以平日留心物色，随时招致。他听说百川通票号的毛兰亭由分号下班回到总号平遥，因所顶身股不合己意，意欲他往，立即信告总号，介绍“其人颇能办事”, 希望能延请到蔚丰厚来。总号采纳李宏龄意见，聘请毛兰亭到常德主持分号，后来李宏龄通过巡察各地分号情况的人汇报，了解到毛兰亭抽鸦片“嗜好太重，诸多未妥”，便立即建议总号派汉口分号冀起文前往清查，如果属实，即可另派妥善之人前往。他说：“号事以妥实为主，不可因为是我介绍来的就可以袒祖护”，“凡事秉公，不必瞻徇也”，“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后来李宏龄为此事再三敦促总号派人清查，以期水落石出。
除了社会舆论的威慑力外，为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晋商内部都订有严密的“号规”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如清乾隆年间，大盛魁“号规”中对雇员行为的规定就有：“凡总店和各分店的职员，上自总掌柜下至店员杂役，一律不准携带家眷；号内人员不得长支短欠；号内财物不得挪作他用；号章不得用于作保；号内人员不得兼营其他业务；禁止嫖赌和吸食鸦片；不得接待个人亲属朋友；号内人员非因号内事务不得到小号串门；号内人员在回家休假期间，不得到财东和掌柜家闲坐；号内人员不得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号内人员所有婚丧喜庆由号内送礼，人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号内人员之间不得互相借钱；不得在外惹是生非；号内职员所有过失，不得相互推诿，不许欺瞒包庇。号内人员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立即开除出号，即：打架斗殴者，挑拨是非者，结伙营私者，不听指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