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虽然有关公崇拜，有从小就进行的点滴教化，但是毕竟实际行动时能否真正遵循伦理，全凭个人当时的意愿，如果出现一念之差，则行为方式和后果就会有天壤之别，那么晋商苦苦坚守的伦理道德也会因个别人的个别行为，毁于一旦。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晋商也自发地寻求来自外部的多重约束机制。
晋商的足迹横跨东西、纵横南北，甚至远至俄罗斯、日本、朝鲜、印度、新加坡，经营范围包括盐、茶、账局、典当、票号、杂货等五所不包，但是却从来没有走出同乡的圈子。晋商的雇员、经理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东家生活的家乡。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出于模仿效应和团体竞争效应，另一方面也处处体现了晋商利用同乡圈子的力量来监督、制约员工行为的思想。
晋商用人要用同乡，还要了解其祖宗三代的人品和经历，以判断被聘人员的家教如何，除此之外，还要请有名望的人作为保人，如果推荐之人有何不轨，那么保人将颜面无存，甚至要赔付损失。在晋商中还有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一个人如果被一家晋商商号辞退，则别家商号也再不雇用，这样非但断了自家的财路，还有辱祖先荣耀，以至于族人都不许其死后进入祖坟，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统一的惩罚措施，对员工、经理的约束比那些明的规定还要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