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像乔氏这样在家中随时教育后代外，晋商在办的家塾、学堂中也处处体现立身教育的重要性。如晋商办的河东运学的办学宗旨就是“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以“师道”、“理义”一以贯之地贯穿于子弟的学习中，为此，运学后来出了众多的精英人才。
徒弟入商号做事后，仍要接受修身正己的训练。除了日常类似背诵、抄写“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的道的歌诀外，在关键时刻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员工。如在票号发展日盛，面对日渐追求奢华风气的流俗风尚，大德通总经理高钰号召全号上下“黜华崇实”，延请名师教育青年伙友，并身体力行，整顿号规，在上下同心的努力下，不仅使大德通安然度过了庚子之乱，经受了辛亥革命后发生的信用危机。
晋商伦理的诚信义利观中，暗含着“仁爱”、“爱人”、“尊重人”的思想，如果不是有这些前提，那么就不会有对别人要“诚”，对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处理要“信”，就更谈不上在利益攸关的时候，从大局着想做出“义举”了。对别人的尊重、仁爱，实际上意味着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仁爱，是一个伦理道德环境的培育问题，与晋商伦理观的树立一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处理这些关系过程中，晋商采用的是中和哲学，即执两用中，无过不及，处人适情，处物适则，处事适理，人和、物义、事中。为人处事及经营管理的原则是中庸之道：一是不左不右，无过不及；二是和而不同；三是“权中”、“时变”。具体表现为：执两用中的中和之道，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竞争合作的群体精神。
晋商以中为道，和为本。经商能否成功，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要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
明代王文显与人交往既讲究信义，也重宽恕容让，所以赢得众人敬重。有一次一个童仆偷窃了王文显的财务，王文显发现教育后宽恕了他。后来的某一天，一伙强盗来勒索王文显，用刀逼着那个童仆说出王文显的藏身之处，童仆不惧威胁，始终没有透漏。（葛贤慧，1996）
1877年（光绪三年），北方大旱，民饥荒无以果腹。榆次常家向来是对俄茶叶贸易的大户，但是因商路断绝，过去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这使常家蒙受了巨额损失。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度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它是不是在这个困苦时期摆阔气呢？不是这样的，它是要用这个作为借口，给车辋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赈灾也不想落一个施舍的名，他们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常家盖房，只要饥民愿意去那里帮忙，能搬动一块砖头，今天就有饭吃。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常家作为一个大户，帮助别人还要这么煞费苦心地考虑最合适的办法，其实是对被救助者人格的最大尊重和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