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各商号纷纷携资逃出北京，有存款的人则纷纷要求兑取现银。个别票号的做法是拒绝兑换，答应时局平稳后如数兑付。而李宏龄任经理的蔚丰厚北京分号，却照样兑付现银。因此在庚子事变后蔚丰厚返京重新开张时，身价倍增，很受京师各商行敬重，甚至皇宫中都传颂蔚丰厚诚信无欺的故事。
另一家叫蔚盛长的票号，庚子出逃时遭土匪抢劫，将所携银两、账本全部丢失。慈禧、光绪西逃至山西，许多随同两宫逃往西安的官员手持汇票，要求到平遥总号提款。蔚盛长总号命在北京分号多年担任司帐的雷世炜在平遥设立京庄办理处，负责兑取与借贷。这是很难办的事，无帐可循何以为据？雷世炜硬是靠记忆，重拟账目，费时数月，竟获成功。按照账目兑付现银，使新旧顾客大受感动，祁太平票号临危不乱，恪守信用的品格获得远近颂扬、交口称誉。[6]
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天津活动频繁，而乾盛亨（介休冀家的票号）以天津为大本菅的，天津一倒账，总号只好破产。当时乾盛亨债合高筑，债主纷纷上门索银，冀家无奈，只好请介休名人贾汝让代理其清理债务，承诺3年还清外欠。在还债期间，冀家将家存的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绫罗绸缎、名贵裘皮以及几十大箱云南尚好的烟土、全国各地字号（店铺、当铺、票号分庄）的房屋、财产拍卖一空。3年内归还外债总值150余万两，而名震一时的冀家至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7]
因此，我们可以说“诚信义利”是明清晋商伦理的核心。
我们之所以认为“诚信义利”是晋商伦理的核心，而不是仅限于“义利”，是因为义利在晋商的心目中是几层不同的意思，存在一个排序问题，而且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乔致庸专门排定信、义、利的次序是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