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是区域商人与行业商人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晋商行会是晋商的自治、自律、自卫的社会组织,是维系晋商和谐发展的纽带,对晋商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晋商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也常常依靠商人行会来实现,所以晋商行会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的助手。晋商行会产生、发展以及活动形式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也是晋商文化中的一个宝库。
行会源于民间结社习俗。“社”最初是按照民意自发形成的以敬神为中心的自治机构。随着商业发展,汉唐时代政府实行“坊市制”,工商业户在固定的坊市内按商品类别排成行列,称之为行。唐有二百二十行,宋有三百六十行。盛唐时,在坊巷乡间出现了一种以亲睦、教养、经济上相互帮助的机构——“社邑”或“社”,唐天宝七年(748)已流行全国。同行商人组织起来的自治社就是商业行会。明中期以后,行会又称为“会馆”、“公所”或“公会”等,有时也称“帮”或“会”。晋商行会组织名称,似乎始终没有统一的规范,各依自己的信仰及偏好而命名。有的叫“社”,有的叫“会馆”,后来有的改称“公所”或“公会”,后来有的改用“商会”。
山西商业行会发生于何时,史料记载很少,现有史料说明,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16世纪中期),晋商行会就已经很完善了。据张正明先生研究,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始于明朝隆庆万历时代;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逐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也就成为晋商活动的重要场所,随后便设会馆于京师。《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立会馆的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晋商会馆创始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1741年(乾隆六年)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重修临汾东馆记》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