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估衣街道的山西会馆建于1739年（乾隆四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馆董李柱臣将灰瓦房4间和前后门共计53间，出租给华商张幼仙和日商森山元开设福义公华洋栈，年租金460银元。后来栈房歇业，张幼仙转租他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津晋商集议，以此房改建学堂，向馆董催收房院，馆董以霸租名义将张幼仙告到官衙。张贿通日人赤井嘉吉，自称森山元代表，受托处理房产。山西行会公启，要求商会饬令张幼仙交房，并查处转租。晋商12帮联名禀文直隶总督，指控张幼仙霸租，又私自转租、贿通洋人杠帮违抗、日人违约开栈，请求交涉，严禁日人帮讼。此事，直隶总督没有直接处理，而是批转商会处理。可见商会还是有一定权威的。
1753年（乾隆十八年）北京山西平遥颜料行会《公建桐油行碑记》记载：“从来国家之定制，除弊尤急于兴利；而都会之成规，安商即所以惠民。至于久而相安，人人称便之事，更不容平地生波，以滋扰累也明矣。如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所伙。自生理以来，绝无开行店□，亦绝无经济评价。必本客赴通自置搬运来京，报司上税，始行出卖，其由来固匪伊朝夕也。无何，有网利傅天德者，既不开行，又不评价，不知执何年月日之帖，平空索取牙用，捏词叠控，哓哓不已。幸蒙都宪大人执法如山，爱民如子，无事听断之烦，而霄小之奸洞悉。牌批云：‘凡一切不籍经纪之力者，俱听民自便，毋得任其违例需索，扰累铺户，致于未便’。煌煌铁案，炳若日星，不数日而弊绝风清，冰消瓦解。诚哉定国复生，尤矣龙图再世。其在安居乐业者，固应歌功而颂德，即彼营私妄作者，亦自当畏威而远罪也夫，用敢沥石，以志不朽。时乾隆岁次癸酉秋月谷旦。山右古陶都 李□枢、监生郝成山、监生王明天、监生赵洪元、行人段三瑞、王国元等公立。”
山西柳林县水磨业一般以磨粮食为主，与粮食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粮食行和水磨业经常发生矛盾，经过长期的竞争与磨合、并经过协商，逐渐形成了新的协调办法，这就是“青龙庄”的应运而生，其产生了新的“同业工会”约束机构。
“青龙庄”有统一的经营方式，有统一的管理措施。它的经营业务以磨小麦粉为主，兼营粮食。销售市场在晋中平川一代，包括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交城、文水、清徐、榆次、太谷以至省城太原。为了销售的便利，柳林县三镇的粮行又在汾阳开设了分店，将三镇生产的小麦粉、高粱、豌豆等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汾阳，以汾阳为销售中心分销于晋中各县。青龙庄统帅下的柳林粮面行商号不下三十家，诸如万顺成、庆益厚、元新合、天细粮、义合成、永益长、裕泰亨、晋义公、金胜永等，都是资金雄厚、信誉久远的老号。柳林镇的集市是常集市，每日都有集。粮食集市有固定的地点，分设柳林镇东、镇中、镇西三处，每处十天，周而复始，古今不变，风雨不移，吸引远近商家、农户、小贩、小手工业者。东粮食市设于龙王庙坪，中粮食市设于沟门前，西粮食市设于党家楼底。集市上，庄农小户肩挑剩余粮食来卖，其他行业的小家小户来购买逐日食用的米面，也有商贩以盈利而做粮食买卖的。每天上集粮食不下200石。当时政府在柳林粮食市场上征收交易税采取包税办法，比如每年在柳林一地粮食市场欲征交易税若干，其总额交由青龙庄承包，分季交纳。青龙庄承包交易税后雇佣粮食经纪人（俗称牙行）五六名，每日上集过斗。经纪人之工资不以现款支付，而是一半取于粮食卖主，每过一斗，经纪人收取一把或半合（1石﹦10斗﹦100升﹦1000合）粮食；另一半取自买主，每日下午由经纪人与收购粮食的粮行结算，向买主收取过斗粮，收的都是大买主，一般的农家小户，出卖二三斗自产粮食，买粮的又是三五升的小买主，对于这些交易，牙行一般不收取交易费用。上市粮食价格由青龙庄组织成员根据粮食上市情况逐日商定。因为青龙庄是购买方，其成员均为柳林街前经营粮食的有信誉的大户，因此青龙庄商定提出的粮食收购价，小商小贩是无力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