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商行会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它的组织制度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封建商人的团体，是民间商人的自治、自束、自卫的组织。
晋商行会的这一性质，首先体现在它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它发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衰落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使晋商行会的活跃时间相当长。这期间，封建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缓慢生长并存，我们不可以把封建的山西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相混同，如果把晋商行会当作资本主义的行业公会，就无法解释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到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商人资本迅速衰败的历史原因。晋商行会的这一性质，也体现在它的组织制度和业务管理的封闭性、排外性，对内“信义”第一、团结互助的行会会规之中，同时，晋商行会也千方百计取信于政府和官员，希望得到政府和官员的支持，而业务活动又千方百计不受政府制约，通过自己的行业组织管理行内活动及对外关系，约束会员避免内部争斗，而一致对外。
当然，行会会馆的建立，需要在地方政府申请立案，行会能够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活动与管理，对于商事纠纷与诉讼，商人可以通过行会解决，也可以找当地政府仲裁，有时行会参与政府的处理，有时商人在衙门申诉，政府有时转发商会调解处理。
晋商驻外行会，也常常与地方政府或当地商人组织发生矛盾，如北洋政府时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的人员组成问题，该协会简章载明：“本会以直隶省绅商及侨居直省之绅商共同设立之。” 但实际上，此协会是由天津本地人掌握着核心领导地位，并凌驾于全体会员之上。在已知其名的23人中，侨居天津的商人只占3人。在天津的外地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在天津开埠之前已在天津落脚安家，以从事省际贸易为主，此类人以闽粤商人、山西商人及江西瓷商人为代表；第二类是开埠后来天津的外地人，天津最重要的同业公会团体之一，钱业公会的会员仅限于从事钱业的天津商人，而其山西与北京的同行业者不得加入，直至1928年以后为止。对此，晋商行会也是无能为力的。
可以肯定，晋帮商人的行会对晋商称雄商界数百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其功能作用概括如下：
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于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须。行会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1724年（清雍正二年），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上戥称问题，经行会协商后立石道：“同行商贾公仪戥称定规距: 赊旗店，四方客间集货兴贩之虚。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备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蹀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到1876年（同治九年），又重刻石，告示商民，以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