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逐渐从中分离出来了一种货币经营资本，先后有当铺、钱庄、印局、票号、账庄等几类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有的山西金融机构在国外注册名称就叫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就是“合盛元银行”。据1909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伟大的的革命》一书中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
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1833－1905），在1868－1872年间，七次在中国旅行，著有《中国》三卷。李希霍芬多次到山西考察，他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的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这种财源也受到鸦片的极大损害。在所有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倾向最发达的要数山西、陕西两地的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获得了邻人或周围国家居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保持了这种优越感的种族，即使在其后代丧失了政治势力以后也能通过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显示精神优越的成果来。这种在西南亚洲明显出现的现象，在此地又出现了。山西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的优越感能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 外国人之如此高度评价山西银行，是因为山西银行挈领了中国金融革命。
近百年来，很多人都知道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并给了应有的历史评价。岂不知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银号、印局、帐局，在中国明清直到民国时期有着同样的重要地位，但由于下列原因却被人们忽视了：(1)票号资本较多，一般在100000－500000两白银左右，而当铺、印局、帐局、钱相对资本较小，一般在500－50000两之间；(2)票号分支机构多，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和重要商埠码头，而当铺、印局、帐局、钱庄设置分支机构相对较少，故影响较小。(3)票号客户多是大商人、大官吏和政府，业务数额巨大，很少与小商号和小生产者往来，而当铺、印局、帐局、钱庄的客户对象主要是小生产者和普通商户，虽然也有一些大客户，但毕竟以中、小业务为主。票号多交结达官贵人，气势较大，而当铺、印局、帐局、钱庄很难交结王公大臣。⑷ 从历史发展看，当铺、印局、帐局、钱庄早于票号，衰亡又晚于票号，历史寿命比票号长。按资本总额计算，由于当铺、印局、帐局、钱庄家数多，总资本并不比票号少。按活动地域，山西的当铺、印局、帐局、钱庄遍设全国各地，不论京都闹市，还是边远乡村，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也不比票号的活动少。可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完成，还有待今后予以补充。这里只作一大略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