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由于清政府财政恶化，捐纳筹饷是一项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山西票号抓住为政府融资的机遇，拓展自己的业务，步步深入，逐渐发展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
票号最初是充当为清政府捐纳筹饷的办事机构。当时规定捐官人纳银，在省则交省库，在京则交户部，省库缴户部或其他用款地点，亦由票号办理，票号成了清政府财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捐纳筹款的办事机构。
票号争取到了汇兑公款解缴税收的业务。本来公款上解，全系押运现银，主张由票号汇兑公款的理由是：(1)农民运动使道路不靖，汇兑比解现安全；(2)解现费用昂贵，汇兑相对费用低廉；(3)南省款项由水运上解经天津入京须支付海运保险费，保费大大超过汇兑时的汇水，又有海盗威胁；(4)地方税款所收银两成色大多不佳，不能上解，就地熔炼加工，又增开支，款项必有亏空；(5)由于地方税款往往不能按时收讫，常常不能准时起解，不得不向票号借贷，票号只同意借垫汇兑，不借现银，只得借垫汇兑。故咸同以后，装鞘解现日少，由票号汇兑日增。据不完全统计，从1865年到1893年，鲁、赣、湘、鄂、川、晋、浙、苏、皖、滇、黔各省及江海、粤海、闽海、浙海、瓯海、江汉、淮安各关通过票号汇兑公款达15870余万两，1862年为10万两，1893年扩大为525万两，32年增长到52倍半。[37]
票号为各省关借垫京饷协饷，解救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急。中央政府经费及各种专用款项，诸如“西征薪饷”(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费用)、伊犁协饷、乌鲁木齐月饷、奉省捕盗经费等等，本由户部指派各省关将税款直解用款地点。但因各省关收入困难，用款单位则“急如星火”，各省关不得不向票号借款汇解。据部分清档统计，粤海关从1864年 (同治三年)到1890年 (光绪十六年)先后请协成乾、志成信、谦吉升、元丰玖、新泰厚借垫清廷指派“西征”军费，洋务经费等款项142万两。其他如闽海、浙海、淮安、太平各关与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均大量由票号借垫财政款项。光绪十年(1884年)福州将军兼闽海关负责人穆图善给皇帝的奏摺中所说：“历年所以无误饷款者，全赖各号商通挪汇解。”又如云南省历年镇压乌索、景东、开化、镇雄、宾川、邓川、宁州及腾越、顺之、永昌各处少数民族起义“紧急军需，刻不容缓，先后向各商号借用银39.81万两，填给库收，令付各省分拨归还。”“滇省库藏空虚，住特此商号二、三家(指天顺祥、云丰泰、乾盛亨票号)随时通融，稍免溃之忧。”[38]左宗棠说，从1866年 (同治五年)到1880年 (光绪六年)的十四年中，左军在湖北、上海、陕西向票号借款832.373万两，支付票号利息49.9591万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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