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机构产生最早的是典当，早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明朝又出现了钱庄，后来还有银号，其业务经营和利润导向与钱庄相同，只是名称不同，江浙人多称钱庄，京津人多称银号。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适应中国商品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当铺、钱庄遍布全国城市集镇以至农村，而且又出现了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式金融机构，最初都是单一的金融业务，通过不断的创新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制度，向着存款、放款、兑换、汇兑、代理、代办、委托等综合发展。它们是中国银行业的先驱。
典当业，也称当质业，是最古老的金融业，历史上名称比较多，有质库、质肆、质店、解库、长生库、解典库、典库、抵当库等等，按照资本数量与经营规模，典当大致可分为典、当、质、押四种。典的规模最大、资本最多、期限最长、利息最轻；当铺次之；质店又次之；押店最小，往往称为“小押店”，其资本最少，期限最短，利息最重。但是，都是以抵押方式提供信用，即出物质钱。
典当产生较早，但发展并不很快。明清时代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全国有当铺7695家，其中山西省有1281家，占16.6%；1724年（清雍正二年）全国有当铺9904家，其中山西省有2602家，占26.2%；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清末著名的银行家李宏龄说：“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是山西人经理。”[2]19世纪50年代，在北京有当铺159家，其中山西人开办的当铺有109家，占68.55%。开设当铺的商人，“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3]咸丰中期，仅介休冀家一家所开当铺，今有铺名可考者十三家，即增盛当、广盛当、悦盛当、钟盛当、益盛当、恒盛当、文盛当、永盛当、星盛当、仁盛当、世盛当、鼎顺当、永顺当。还有许多当铺名不可考，大部分设在湖北樊城、襄阳、河北大名以及北京等地，相传有几十家之多。据《汾阳县志》载，光绪三年灾荒，汾阳各商号捐款名单中能够肯定是当铺者就有四十五家。由于山西商人经营稳健，所开当铺也就有不少为地方政府所利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山西巡抚明德上奏说：“查晋省当商颇多，也善营运，司库现存闲款，请动借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五六年后，除归新旧帑本外，可存息本银七万余两，每年生息八千六百余两，足敷通省崐兵之用。”[4]山西当商与山西商品经营商人密切相连，多数当商和商品经营商人就是一个东家。当铺除了用月息一分到三分收息之外，还往往与粮商等其他商人结合进行投机，在秋收粮价下跌时，粮商以贱价收购粮食，典给当铺，取得质钱后再去买粮，随收随当，来年高价出售，当商粮商坐收厚利。至于当铺在戥秤上、银色上的高进低出，压平擦色，克扣贫民之事亦常有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