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开张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创造“本平”，即当时异地款项汇兑业务因为各地银两平色不一，全国大体数千种平砝。票号自开始汇兑，就自设平砝，通过折合，统一各地平砝，有了货币记账单位，方使款项“汇通天下”。这本来是应当由政府通过货币立法解决的货币价格标准问题，政府没有解决，票号商人不得不通过金融创新克服这一困难。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商品交易继续扩大，中国银两货币的价格标准问题，政府仍然没有关心，几十家票号各自设置本平，得益于汇款本平折算中暗中自有2－3‰的余平利益。然而开放的上海对货币制度的严重问题自然不能等待，1856年（咸丰六年），上海外国银行与商界公议，将往来账目一律改为以“规元”为标准，即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由公估局鉴定成色，合格者折算成纹银加以升水，支付时再以98％除之，所得之数就是上海通行银两的价格。[51]汉口开埠后，通行二四宝银，外国商人要求汉口商人依据上海规元折算的先例，以二四宝银980两升成洋银1000两的标准，即二四宝银的九八折扣，称为“洋例”。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后的沿海沿江城市的外国商人与中国买办商人对中国货币价格标准的再一次创新，一直延续到1933年废两改元。这意味着票号商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英国殖民者登上香港小岛，他们同中国人做买卖、谈生意的时候，第一关就是要丢开他所熟悉的英镑、先令和便士，去认识在银戥子上称银锭的本领。因而“英国政府的坚定意图是：香港的货币制度必须建立在英镑、先令和便士的英国体系之上。”[52]由于强大的中国习俗，英国政府终于在1862年同意香港殖民地单独使用银元，亦即法定的记账单位。汇丰银行的出现，是独立的香港货币体系最终完成的一个标志。汇丰银行1864年的注册执照中，特别规定有发行钞票的权力，1865年一开业，就立即发行以银元为单位的钞票。1867－1874年七年之中，汇丰银行的钞票由120万元上升到220万元，在华南一带广泛流通。之后的英商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也都发行银元钞票。“进入9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包揽了外国殖民地银行在中国的汇兑、存款和商业放款的绝大部分，包揽了发钞业务的绝大部分，还包揽了中国政府外债发行业务的绝大部分，以后又陆续包揽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存放业务。也就是说，它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外，又进一步涉足中国财政和经济命脉的控制。”[53]
当外国银行还仅仅是在香港活动的时候，山西货币商人的势力已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未几就被另一种新的金融理念和制度逐渐替代，其演变的进程大体是：1863年以前山西票号独占中国金融的领先地位；1864—1893年，外商银行势力在大陆扩大，尤其在沿海、沿江开放商埠，形成了票号、外国银行、钱庄三足鼎立局面，票号的地位明显地在东南沿海的势力受到挑战。当时钱庄势力弱小，不过沿海沿江钱庄一般具有买办特点，与外国银行联系密切，可以找外国银行融资；同时与票号关系也很密切，也可以找票号融资。灵活应变的由洞庭商、宁波商发展起来的上海商人，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与洋人合作，甚至担任洋行买办，一边服务洋行，一边学习洋人，获得了许多新的经营管理技术。1894－1911年，民资银行在上海出现[54]，上海钱庄与银行发展了汇划市场、证券市场，上海成为中外金融贸易的枢纽。他们有中西合璧之长。此时尽管票号在承办清政府对洋人赔款的汇兑上仍然占垄断地位，但是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实际上已经丧失。
